前言
1. “脑死亡”是中国大陆医学界描述活体供体通用的托辞
1.1. 脑死亡和心死亡的概念
1.2. 心死亡者器官不适合移植
1.3. 所有从脑死亡者身上摘取器官的行为按照中国法律都是非法
2. 器官切取时气管插管时间显示供体不是脑死亡
2.1.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切取心肺首先“气管插管
2.2. 江苏省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心脏切取“急性脑死亡后气管插管”
2.3. 云南省昆明延安医院切取心脏在“脑死亡后插入气管导管”
2.4. 福建医科大学协和医院心肺移植“脑死亡者行气管插管”
2.5.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心移植“脑死亡后气管插管”
3.   对供体死因分析显示大多数供体被摘取器官时是活体
3.1. 中国公民死后捐献数量低
3.2. “脑死亡”占全部死因过半
3.3. 中共官媒报道证明论文所述“脑死亡供体”不存在
3.4. 异常相似的眼角膜供体描述
4. 器官热缺血时间超短证明供体为活体
4.1. 论文所述热缺血时间绝大多数在10分钟以内
4.2. 浙江省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心脏切取热缺血时间为零
4.3. 江苏省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肝移植供肝热缺血时间为零
4.4. 第一军医大学南方医院从脑死亡者获取供心热缺血时间为零
4.5. 更多超短热缺血时间举例
5. 供体群特点：绝大多数为青壮年男性
5.1. 男性供体占绝大多数
5.2. 绝大多数供体为20到40岁
5.3. 供体生前健康状况极佳，非一般刑事罪犯特征
6. 中国大陆配型中心多成立于2000年后
6.1. 部分2000年后成立的配型中心
6.2. 法医学重点实验室：卫生部、公安部、最高法院共建
7.   中国大陆器官移植反常现象说明活体器官库的存在
7.1. 武警河南总队医院活体摘取心脏后立即进行移植
7.2.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专设供心采集队，麻醉师现场“给药”
7.3. 陕西西安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涉嫌使用活体供体做心肺移植
7.4. 解放军281医院多台移植同时进行、寻找肾源和配型一天完成
7.5. 西安高新医院“窝在破旧的面包车中切取供体器官”
7.6. 急诊移植、择期移植遍布全国
7.7. 多台移植连续或同时进行
8.   中国大陆供体器官切取覆盖全国
8.1. 器官切取不受地域限制，遍布中国大陆所有省份
8.2. 聚焦天津第一中心医院：年平均肝移植600例
8.3. 切取数量大的医院遍布全国
8.4. 蹊跷的联系：东莞太平人民医院、昆明肾病医院、昆明法医院
8.5. 军队武警医院供体充足，可提供给地方医院
8.6. 切取移植手术高潮是中共迫害法轮功最严重的时期
8.7. 聚焦山东潍坊市：迫害法轮功的严重与移植业的蓬勃
9. 移植反常现象仍在进行
9.1. 青岛大学成立器官移植中心“计划年内完成手术百例”
9.2.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5个供肝“同时送达”17小时完成移植
结语
参考资料

表格目录
表格1. 眼角膜移植供体异常相似的描述
表格2. 超短热缺血时间举例
表格3. 各类移植供体的极佳健康状况举例
表格4. 大量做切取和移植的医院.

前言

供体器官的获取是决定器官移植的数量与成败的关键环节。中共强摘死刑犯器官的行为由来已久，在大陆已是公开的秘密，医务人员到刑场取器官是工作的一个环节。但是由于死刑犯健康状况和器官质量欠佳等客观因素，死刑犯器官做移植的数量极其有限。中共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也宣称，“每年的死刑判决逐年减少”¹。然而自2000年起，在大陆各省份，大小不同的城市和乡镇中的规模各异的医院里，却都不约而同地出现了很大数量的供体器官切取的现象；以器官切取技术为主题的医学论文显著增加。这些在大陆医学期刊上发表的论文相对中共卫生部官员的发言，以及大陆媒体的报道，让人更容易洞察中国大陆器官摘取和移植情况。

追查国际此前搜集的证据和系列调查报告、加拿大独立调查员大卫•麦塔斯和大卫•乔高发表的调查报告《血淋淋的器官摘取》（Bloody Harvest）、国际著名专家学者的专著《国家器官：移植在中国被滥用》（State Organs: Transplant Abuse in China)，以及著名作家伊森-葛特曼的新书《大屠杀》（The Slaughter），都证明中国大陆2000年以后最主要的供体来源是被活体摘除器官的法轮功学员。中国大陆2000年后出现的移植数量猛增的时间和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群体灭绝性迫害的时间高度重合。上述调查报告从诸多方面证实中国移植业的“兴旺”完全是建立在迫害法轮功基础上的。

追查国际对来自中国所有省和直辖市的200多家医院的300多篇有关器官切取的论文进行分析整理，发现这些论文中对“供体”的性别、年龄、生前健康状况和死因的描述，对器官切取步骤的描述，对摘取器官的冷缺血、热缺血时间的描述、以及对器官移植手术实施时间的描述等，从医学专业的角度证实了中共有数量庞大的活体供体库，并进一步证实和加强了此前所有调查报告的结论：大量被非法关押的、身体健康的法轮功学员群体是活体供体库的绝大多数成员。尤其在2000年到2008年间，为数巨大的法轮功学员因被活体摘取器官而被屠杀。

本组织获取的300多篇论文多数发表于2000年至2012年间。因为不是每一次器官切取或者移植都被包括在论文中发表，尤其是那些不成功的、在极端混乱的情况下实施的没有被记录在案的切取和移植，这些都不可能在论文中反映；也因为追查国际搜索到的论文只是发表论文中的一小部分，所以本报告呈现的仍然只是中国庞大的混乱的器官移植领域的冰山一角。

在此报告发表之际，追查国际同时公布第一批涉嫌参与活体器官摘取人员的追查名单。

1. “脑死亡”是中国大陆医学界描述活体供体通用的托辞

本组织对一批中国大陆出版的医学专业论文进行分析，发现相当数量的论文将被摘取器官者说成是“脑死亡供体”。从脑死亡器官捐献者身上摘取器官在国际上是被广泛承认，并有法律保护的。但是中国一直没有脑死亡立法，也没有健全的器官捐献系统，所以根本不存在“脑死亡供体”或者“脑死亡捐献者”。

1.1.脑死亡和心死亡的概念

通常概念下的死亡就是心脏停止跳动，呼吸停止，循环停止，称为“心死亡”。脑死亡是包括脑干在内的全脑功能不可逆转的丧失。

中国至今没有全国统一的由国家行政部门发布的脑死亡诊断标准。2003年卫生部脑死亡判定标准起草小组制订了《脑死亡判定标准(成人)(征求意见稿)》和《脑死亡判定技术规范(成人)(征求意见稿)》，刊登在中华医学杂志等主要医学杂志上。

2009年，卫生部脑死亡判定标准起草小组对两个征求意见稿进行了修订成为《脑死亡判定标准(成人)(修订稿)》和《脑死亡判定技术规范(成人)(修订稿)》²。

2012年3月，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原卫生部)批准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作为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脑损伤质控评价中心。2013年，该中心对上述2个征求意见稿进行了修改与完善，合并成《脑死亡判定标准与技术规范(成人质控版)》，发表在中华神经科杂志上³。

严格的说，这个判定标准与技术规范只是一个建议的医学行业标准，连行政法规都不是，更不要说法律了。国家卫生计生委官方网站上政策法规栏目中并没有这个《脑死亡判定标准与技术规范(成人质控版)》，而发布单位脑损伤质控评价中心也没有列在国家卫生计生委官方网站的直属和联系单位里⁴。

根据上述文件，脑死亡的临床判定必须包括深昏迷、脑干反射消失和无自主呼吸三项指标，缺一不可。

1.2 心死亡者器官不适合移植

热缺血时间是器官从身体供血停止到冷灌注（冷保存）开始这段时间。冷灌注是指器官离体后用特殊的冷保存液（灌洗液）低温保存一段时间。冷缺血时间是器官从冷灌注（冷保存）开始到移植后供血开始的这段时间⁵。冷缺血时间包括器官的运送，受体的选择，受体手术时间等。

热缺血时间越久，器官受损越严重，如果用意外事故死亡者作供体，最难把握的就是这段时间。在中国大陆，医务人员到处决犯人的现场取器官，就是为了减少热缺血时间。如果把犯人尸体运回医院再取器官，延长了热缺血时间，大多数脏器都不适合移植了。

一直以来，中国医学界面临着这样的矛盾，心死亡者器官不适合做移植，脑死亡又没有立法。浙江省宁波市器官移植中心主任陆才德：“由于我国目前对死亡的认定标准为心脏死亡，而心脏一旦死亡，心和肺则都不适合移植。这两个器官的热缺血时间非常短，而且移植的技术难度也非常高⁶。”

北京朝阳医院肾移植中心主任张小冬：“心脏停止跳动，血液循环随之停止，将导致其他器官功能渐趋衰竭，即使人们同意死后捐献器官，由于器官热缺血时间过长，大多数器官已经不再适合移植。器官允许热缺血的时间是：心脏3-4分钟，肝脏5-8分钟，肾脏30分钟，骨和眼角膜是24小时。如果在脑死亡时就宣告死亡，心、肺、肝、肾等器官的功能不受损，就适合移植给他人⁷。”

从活体上摘取器官，热缺血时间可以达到很短，比如活体供肾的热缺血时间可以为零。

1.3 所有从脑死亡者身上摘取器官的行为按照中国法律都是非法

2004年５月４日卫生部新闻办公室发布声明，脑死亡是医学界提出的判定死亡的一种方式，与现行判定死亡的标准不同。制定脑死亡判定标准和技术规范与实施脑死亡判定是两回事。实施脑死亡判定必须以相应的法律法规为前提条件，也就是只有在通过立法以后方可实施⁸。

《新华网》2005年8月13日文：目前在开展器官移植的国家中，仅有中国没有实施脑死亡法⁹。《腾讯网》2014年8月22日文“我国脑死亡立法空白90%医生不清楚鉴定标准”：目前，全世界已有80多个国家将脑死亡纳入法律上的死亡定义，但我国目前尚无立法¹⁰。

2004年，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陈忠华在关于脑死亡立法的论文中表示¹¹，“原发性脑死亡发生的机率很小，主要诱发因素有颅脑外伤和颅内病变。颅脑外伤在正常人群发生率为95/100000。颅脑外伤者有一部分在被送到医院之前死亡，没有死亡的在医院抢救有3种情况：（1）脱险；（2）心死亡；（3）脑功能丧失，呼吸机和药物维持呼吸和心跳。只有这第三种情况才有可能涉及到脑死亡的判定。只有自愿器官捐献者才有必要接受脑死亡判定。所以能够使用的脑死亡者器官是极其有限的。”接下来，陈指出在美国脑死亡的发生率是72/1000000，就是每年每1百万人中，可能有72人发生颅脑外伤后治疗无效，用呼吸机和药物维持心跳和呼吸，因是自愿捐献者，被诊断为脑死亡。在中国，可以说“脑死亡供体”不存在。

可是，在中国专业杂志上发表的论文，相当数量提到移植所用器官来源于“脑死亡供体”。显然，在中国大陆，除了陈忠华指出的10万人中出现95个颅脑外伤者外，还有另外一组人被称为“脑死亡”，这部分人是中国移植器官的主要来源，根据每年移植数量推算，这组人的数量相当巨大。

陈忠华在论文中也承认中国没有脑死亡立法。然而，陈还有一个很荒谬的论点：中国既没有立法承认脑死亡，也没有立法禁止脑死亡，所以用脑死亡者作供体的行为“严格地说并不违法”。

用同样的逻辑，在中国没有立法禁止活体摘取良心犯器官，那么活体摘取良心犯器官的行为也就不违法了？而且，这个说法和前述2004年卫生部新闻办公室的声明相违背。

到本报告撰写之际（2014年9月），中国仍没有脑死亡立法。也就是说，所有从脑死亡者身上摘取器官的行为，按照中国法律都是非法的行为。即便中共于未来某月某日发布“脑死亡立法”的消息，也不能否定之前所有用脑死亡者做供体的非法性。

2. 器官切取时气管插管时间显示供体不是脑死亡

如上文所述，脑死亡的临床判定必须包括深昏迷、脑干反射消失和无自主呼吸三项指标，缺一不可。而无自主呼吸指的是必须依靠呼吸机维持通气，判定标准还须通过自主呼吸激发试验验证，该试验需要脱离呼吸机8-10分钟。

也就是说，在确诊脑死亡之前，一定是用呼吸机通过人工气道（气管插管）维持呼吸的。而在一些器官切取论文中，对切取步骤的描述，却出现了先诊断脑死亡，然后气管插管的现象。请看下面几例。

2.1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切取心肺首先“气管插管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在2006年实施的2例心肺联合移植所用供体：“两例均为男性，年龄分别为28岁和32岁，均确诊为脑死亡患者，无心脏病及各种传染性疾病¹²。”
切取心肺的第一步“麻醉术前处理”包括“气管插管”。

既然已经“确诊为脑死亡患者”，那么2位“患者”应该已经有气管插管维持呼吸了。然而，上述切取步骤说明当时“患者”没有气管插管，没有插管进行抢救就直接“确诊”为脑死亡违反医道，更违反人道。

2.2 江苏省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心脏切取“急性脑死亡后气管插管”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2005年4月至2006年12月完成的4例全心脏移植，“供体均为男性，年龄23-40岁，均为急性脑死亡患者。¹³”

切取供心的过程开始都是“急性脑死亡后紧急插管，吸尽呼吸道分泌物，纯氧通气”。

 2.3 云南省昆明延安医院切取心脏在“脑死亡后插入气管导管”

昆明医科大学附属延安医院论文（2013年1月收稿）描述2003年4月以来该院实施的7例心脏移植。7例供体均为“生前同意捐献遗体的男性脑死亡者”¹⁴。

中共官媒报道的“脑死亡生前自愿捐献第一人”出现在2006年7月¹⁵。而延安医院怎么可能从2003年起就已经有了“脑死亡生前自愿捐献者”呢？因为该论文撰写时间为2012年底2013年初，中共正在大肆宣传其捐献系统之完善，“生前同意捐献”很可能是大陆医学界撰写论文的新的统一口径。

所有7例供心切取过程都是“脑死亡后插入气管人工通气”。

2.4 福建医科大学协和医院心肺移植“脑死亡者行气管插管”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称2004年12月至2007年初，该院实施的4例心肺联合移植的供体“均为脑死亡者，行气管插管，经胸骨正中开胸，肝素化，切除心包。。。¹⁶”

2.5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心移植“脑死亡后气管插管”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称自2004年4月至论文发表之前的5例心脏移植，“5例供体均为男性，脑死亡后气管插管辅助呼吸并维持循环稳定，全身肝素化后，阻断主动脉，。。。¹⁷”。

这里的几个例子切取器官的开始步骤，都是将无气管插管，无呼吸机维持呼吸，也就是没有进行脑死亡判定标准必须的自主呼吸激发试验的人宣布为“脑死亡者”，然后再进行气管插管，不是为了抢救脑死亡者，而是为了保证摘取器官的质量。这充分说明，“脑死亡”只是个托辞而已，供体为活体的可能性极大。

3. 对供体死因分析显示大多数供体被摘取器官时是活体

3.1 中国公民死后捐献数量低

据黑龙江日报报业集团主办的《家庭保健报》统计，2003年中国的“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数字还是零，到2006年有22位死者家属同意捐出亲人的器官，截至2008年11月20日，捐献者终于达到了104例¹⁸。

据中国红十字会称，从2010年3月到2012年3月，试验项目只说服了207人在死后捐献自己的器官。捐献者大多数来自农村贫困家庭，他们或者他们家人中有90%要求因此得到一些“经济上的援助”¹⁹。

根据上述数据，中国公民自愿捐献的数量小到可以忽略的地步。然而，在医学专业论文中，“供体”是很常用的名词，“自愿捐献”也时有出现。在中国大陆移植界，这些名词已经成为通用的词汇而已，其真正的涵义已经不存在了。

3.2 “脑死亡”占全部死因过半

追查国际对随机搜索的100篇有供者死因描述的论文进行分析，器官包括心、肺、肝、肾、眼角膜。共有六种死因：“脑死亡”、“颅脑外伤”、“心脏刚停搏”、“无心跳”、“尸体”和“猝死”。这六种死因所占总数的比例如下图。通过对这六种死因的进一步分析显示供体在被切取器官以前很有可能是活体。

第一类死因：“无心跳”和“心脏刚停搏”占18%。

为什么不用“心死亡”供体呢？因为心死亡者的器官由于热缺血时间过长，不适合移植。用“无心跳”、“心脏刚刚停搏”更能说明供体被摘取器官时是刚从活体状态转为“无心跳”和“心脏刚停搏”状态，而且此过程很可能是人为的、可控制的、有预谋的。

第二类死因：“尸体”和“猝死”占30%。严格地讲，此类供体的死因未知，对于“尸体”供体而言，其死亡时间也不得而知。但是写有此类死因的论文都有提供器官的热缺血时间，而且大多在10分钟之内。如此短暂的热缺血时间说明那些都是“尸体”都是“新鲜尸体”。这里最大的疑点就是这些“新鲜尸体”和“猝死尸体”是怎样在短时间内被找到，然后被送上器官摘取手术台的？唯一的解释就是这些“供体”的死亡是有预见的，并且切取器官的医务人员得到提前通知。

第三类死因：“脑死亡”和“颅脑外伤”占51%。在没有脑死亡立法的情况下，过半的移植供体被称为脑死亡供体，这本身就是非法的。更何况本报告第二部分的分析显示所谓的“脑死亡”者并非真正的经过抢救无效的，带有气管插管呼吸机并进行过自主呼吸激发试验的患者，而很可能是被人为造成脑死亡的健康人。

另对大陆45家医院的心脏移植论文中所提及某一时间段完成的移植例数做统计发现，2009年3月前完成的心脏移植例数中，被称为“脑死亡”者的供心有685例（78%），没注明供体情况的186例（21%），“尸体”供心有5例（1%）。而这5例“尸体”供心来自同一篇论文。2005年1月至6月，辽宁大连大学附属医院称获取“尸体”供心5例:“尸体供心，均为男性，年龄24至46岁，供心热缺血时间2至6min，冷缺血时间112至 235min”²⁰。从热缺血时间上看，最短的从供体循环停止到冷灌注只有2分钟，最长的也只有6分钟，显然这5例供体不是心脏已停跳的尸体（此种尸体的心脏不能用于移植），在心脏被切取之前，绝对是活体。再看冷缺血时间，从心脏冷灌注到植入受体中最短的不到2小时，最长的不到4小时。说明心脏的切取和移植很可能是在同一地点进行的。

中国教育部主管的《器官移植》在2010年 7月刊称“2001年以来, 在陈忠华教授《脑死亡器官捐献全国联合攻关项目》课题组的带动下, 全国已经实施了 60余例脑死亡患者器官捐献。²¹”仅追查国际对有限的45家医院论文中的心脏移植数量汇总就至少有685例，远远超过官方公布的捐献数字。

综上所述，这些论文中描述死因的专业词汇更可能是当做用以掩盖事实真相的统一托词，而非这些医学专业用语的原意。

3.3 中共官媒报道证明论文所述“脑死亡供体”不存在

《人民网》2006年7月11日题为“我国首例心脏捐献移植成功”的文章称，“2006年7月1日，我国成功实施第18例脑死亡自愿无偿捐献器官，这是我国首次脑死亡捐献心脏移植并获成功。”“陈忠华教授告诉记者，到目前为止，我国已成功接受18例脑死亡自愿无偿器官捐献。²²”

《羊城晚报》2006年7月25日文章题为“首例脑死亡患者供体肺成功移植”。文章称“全国首例脑死亡患者供体肺移植手术2006年7月19日在深圳市人民医院顺利完成。。。而在我国，至今为止此类手术只有100例左右，整个广东至今也只做了4例。”“另据中华器官移植学会器官捐献负责人陈忠华介绍，肺器官供体来自39岁的杨姓女士，她生前曾表示自愿无偿捐献包括心脏、肝脏、双侧肺、双侧肾及双眼角膜在内的八个器官。杨女士是我国第一位脑死亡自愿捐献健康器官者。²³”

根据这两篇报道，可以得出以下推论：

• 在这位“杨女士”以前，所有的“脑死亡捐献”都不是本人同意。
• 在2006年7月1日的心脏移植之前的17例“脑死亡捐献”移植，要就是捐献的器官不包括心脏，要就是移植失败。所以，此前所有论文所述成功的心脏移植供体或者是“活体”，或者是未经本人和家属同意的“非捐献者”。

也就是说，中共官媒的报道否定了医学论文中“脑死亡供者”的存在。

3.4 异常相似的眼角膜供体描述

在中国大陆，从事眼角膜移植的单位不分大小，使用的都是“新鲜”角膜，对供体的描述有着惊人的类似，最常用的词汇为“猝死”和“青壮年”，而且眼角膜的采集发生在死后10分钟到数小时内，移植则发生在摘取角膜后的10到24小时内。见下表举例说明。

表格1. 眼角膜移植供体异常相似的描述

是什么原因导致大量“青壮年”“猝死”？他们“猝死”的消息又是怎样在极短时间内通知给各大小不同的医院，使其在第一时间前往“猝死”地点摘取“新鲜”角膜？各大小不同的医院又是怎样在10到24小时之内找到受体的？

4. 器官热缺血时间超短证明供体为活体

在本组织搜索的论文中，大多数论文有器官热缺血时间。排除少量亲属活体移植，剩下的为“尸体”供体，“脑死亡”供体，或者“无心跳”供体。按照常规，这几种供体器官的热缺血时间会比较长。但是，大多数论文中提到的热缺血时间在10分钟以内，甚至有些热缺血时间为零，而且看不出因为死因不同导致的热缺血时间的不同。

4.1 论文所述热缺血时间绝大多数在10分钟以内

以上的数据不包括活体器官移植，从器官失去供体的循环到冷灌注的时间多在4到6分钟之内。唯有在供体的死亡时间和地点可以预知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如此迅速的器官摘取。当然，死刑犯的死亡时间和地点是可以预先计划的，但是死刑犯的数量和器官的质量都达不到用于移植的标准。那么，一定有另外一组“供体”的存在，他们的死亡时间和地点也是可以预先计划的，而且他们的数量比死刑犯多，他们的器官质量好。

下面举几个热缺血时间为零或超短的例子。

4.2 浙江省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心脏切取热缺血时间为零

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在2003年2月到2004年4月间完成的3例原位心脏移植的供体情况如下：“均为男性，年龄分别为18，32，45岁，热缺血时间都是0” ⁵³。

切取心脏之前心脏还在跳动，是通过“主动脉根部灌注冷晶体停搏液”使心脏停跳的。

处决的死刑犯器官热缺血时间是无法达到零的。而这篇论文没有用“脑死亡”这个托辞，是不是间接承认这三位男性供体都是活体呢？

4.3 江苏省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肝移植供肝热缺血时间为零

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报告在2000年12月25日、2002年1月30日、2002年3月13日、2002年9月28日和2003年3月24日做过5例肝移植⁵⁴。论文描述“5例供体均来自心脏刚停跳的新鲜尸体”。

“供肝为脑死亡的健康青壮年男性，供肝质量好”、“5例供肝热缺血时间基本为零”。

怎样才能从“脑死亡”的健康青壮年男性身上快速摘取肝脏，达到热缺血时间为零？唯一的解释就是这些青壮年男性在被摘取肝脏的时候是健康的活人。

4.4 第一军医大学南方医院从脑死亡者获取供心热缺血时间为零

广州第一军医大学南方医院2000年4月5日实施的1例原位心移植，“供体为1例脑死亡男性患者，心脏供体与受体血型相同，淋巴毒性试验（PRA）反应〈 1%，HLA组织配型半相合。供心热缺血时间0min，冷缺血时间90min⁵⁵。”

4.5 更多超短热缺血时间举例

表格2. 超短热缺血时间举例

5. 供体群特点：绝大多数为青壮年男性

在追查国际收集的300多篇论文中，有103篇论文对供体情况有简单描述，如性别、年龄、死因、血型、生前各项体征检查结果等。将这些信息进行综合分析，得出有关供体的性别、年龄和死因的结论。

5.1 男性供体占绝大多数

在近300篇论文中，有供体描述内容的103篇论文总结，计算出供体总数为8710个，其中有3444个供体没有性别资料，剩下的性别分布如下图。

5.2 绝大多数供体为20到40岁

在300多篇论文中，80篇有供体最小年龄和最大年龄。下面为80个最小到最大年龄分布图。纵轴为年龄，可见绝大多数供体属于20岁到40岁。

5.3 供体生前健康状况极佳，非一般刑事罪犯特征

2005年8月到2006年1月半年时间，山东枣庄市中区人民医院和华北煤炭医学院（现更名为河北联合大学附属医院）实施3例胰肾联合移植⁶⁵。文中对供体有这样的描述，“无长期饮酒、用药史，无糖尿病、胰腺炎、胰管结石等病史”。

上面的一两句话是论文中对供体的仅有的描述，没有说明供体的性别、年龄、血型、和各项体征检查结果。供体是死刑犯的概率也很小。在山东枣庄市这个地级市，会有多少死刑犯？其中有多少“无长期饮酒、用药史”？而且刚好与受体配型合适？又恰好在6个月的时间内出现3个这种“供体”？

北京第二炮兵总医院2004年7月到2007年实施的103例肝移植的供体“都是健康的年轻人，其中脑死亡供肝1例，采取标准供肝切取术；其余均为同血型尸体供肝，采用快速供肝切取技术，热缺血时间0～5min。⁶⁶”不到3年时间，哪里来的103个血型正好与受体相同的健康的年轻人？而且102例尸体供肝的热缺血时间都在5分钟之内？

下表为更多有关供体健康状况的论文。

表格3. 各类移植供体的极佳健康状况举例

以上所述论文例证涵盖从2000年到2012年前后的多种器官切取和移植，例数包括个案也有上百例，所有供体生前的健康状况极佳，而且很少有超过40岁的。这些“生前体健”的年轻人不是自愿捐献者，也很难被归纳成在押人员。下面列举部分对在押人员进行传染病监测的结果。

2005年1月到2009年5月对广东省清远市戒毒所吸毒人群、监狱服刑人员和其他行业人员进行的一次HIV、梅毒、丙型肝炎、乙型肝炎检测¹⁰⁸，得出的结果是阳性率见下表。其中监狱服刑人员4973人，全部为男性，19到70岁，平均29.23岁，20-39岁青壮年占85%¹⁰⁹。

新疆兵团圭屯监狱482名服役人员进行乙肝（HBsAg）监测，2008年到2012年，平均阳性率为9.2%¹¹⁰。

2007年对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监狱和劳教人员652人进行乙肝监测，结果HBsAg携带率高达16.72%，受检人员均为男性，年龄20到68岁¹¹¹。

2006年对山东省荷泽市的三类人进行艾滋病、梅毒、乙肝、丙肝监测，得出结果如下：

监狱服刑人员的感染率高于其他监狱外人员¹¹²。

浙江省杭州市2009年对482名在押人员进行乙肝检查，结果感染率高达29%¹¹³。

因此，作为移植供体的人群不是一般的在押人员，从他们的健康状况看，很可能是被非法绑架和关押的法轮功学员。

6. 中国大陆配型中心多成立于2000年后

中国大陆的多家配型中心都是2000年后建立的。

6.1 部分2000年后成立的配型中心

2002年，河北省器官移植配型中心在河北省血液中心挂牌，承担肾病患者的器官组织移植前的白细胞抗原分型检测配型任务。截止2012年，累计完成国家骨髓库供者的HLA分型检测任务10万余例，向国内外患者提供配型4000余人次¹¹⁴。

大连器官移植配型中心于2001年经市卫生局批准成立，主要提供肾移植、肝脏移植和造血干细胞等检测服务¹¹⁵。

江西省血液中心于2007年通过中华骨髓库专家审核，成为中华骨髓库HLA实验室，提供骨髓移植配型、器官移植配型等服务¹¹⁶。

2000年8月1日深圳市血液中心启动中华骨髓库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血样的HLA基因分型工作，截止2013年完成50000余人份血样的HLA基因分型，截止2012年12月，累计完成3200余例无关供-受者HLA高分辨基因分型¹¹⁷。

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HLA实验室项目于2001年重新启动，到2010年初已收集供者DNA近110000份，完成供者HLA基因分型100000多份¹¹⁸。

这也证明在2000年后出现了大量的活体器官供体库，对组织配型的需求大增，乘器官移植疯狂增长之势，许多单位开始提供组织配型服务，成为其重要的经济来源。

6.2 法医学重点实验室：卫生部、公安部、最高法院共建

卫生部法医学重点实验室是1999年10月由卫生部科教司同意，在西安交通大学法医系组建的。该重点实验室由卫生部与公安部和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共建，自称“在器官移植配型等方面研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¹¹⁹。”

在中共1999年7月开始迫害法轮功的3个月后，中共掌控的卫生部、公安部和最高法院在西安交大联合共建“法医学实验室”。法医学实验室本应为刑事案件提供物证，现在却直接参与了属于卫生医疗部门的器官移植配型，这使得抓捕、关押了大批法轮功学员的公安系统和掌握死刑判决或提供伪造死刑证书的法院系统成了器官移植的直接利益方。这也为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提供了司法系统的动机和实际操作的可行性。

截至2012年12月，西安交通大学第一医院本院共实施肾移植3596例次，指导13个省市23家医院开展肾脏移植10000余例，“带动了肝脏、心脏、肺脏和小肠等移植的开展¹²⁰。”

截至2013年6月，西安交大第一医院实施心脏死亡捐献（DCD）69例，完成DCD肾移植132例、肝移植60例，自称为全国最多，器官利用率全国最高¹²¹。截至2013年12月西安交通大学第一医院本院已施行肾移植3764例¹²²。在3764例肾移植中，132例来自心脏死亡捐献，占总数的3.5%，而其余的3632只肾从哪里来？

7. 中国大陆器官移植反常现象说明活体器官库的存在

7.1 武警河南总队医院活体摘取心脏后立即进行移植

《河南医学研究》2003年第12卷第2期刊登一篇论文，题为“同种异体原位心脏移植的体会”。作者为武警河南总队医院外四科。移植手术的实施时间是2001年10月19日¹²³。

此文中对供体有2处描述：

“2.1供心的切取要点全身肝素(2mg/kg)化, 主动脉根部灌冷心麻液至心脏停跳,在上腔静脉右房处以上4cm 切断上腔静脉,……,将供心快速送至手术室。”

“2.4供心的心肌保护要点尽量保持血流动力学的相对稳定,主动脉阻断后,经主动脉根部先灌注0℃～4℃800 ml心麻液,同时左、右心房减压以保证停跳后灌注充分。……供心热缺血时间3min, 冷缺血时间85min。”

从这2处描述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供体心跳是被开胸直接灌注心麻液停止的，这也从供心热缺血时间仅为3分钟得到证实。该供心的冷缺血时间只有85分钟，说明供体摘取心脏和受体移植是在同一地点（医院）进行的。该移植是2001年做的，当时中国医学界还没有脑死亡概念和诊断标准，最早的脑死亡判定标准征求意见稿发表于2003年，而直到2010年中国开展“公民自愿捐献试点”才正式试验同时使用“脑死亡”和“心死亡”两套标准，还是在没有脑死亡立法情况下实行的；直到2013年，中国医生还有“90%以上的人不知道脑死亡是怎么回事”¹²⁴。据此可以认为，这一例供体并非“脑死亡”，而“心死亡”则是注射心麻液人为造成的，供体是因为这一例心脏移植手术被杀，而不是一般死刑执行后被多部门瓜分器官。

7.2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专设供心采集队，麻醉师现场“给药”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中心手术室护士介绍该院的供心采集队，“我院组建了一支精炼的取心医疗队伍，由手术医生、麻醉医生、灌注师、手术室护士、血库工作人员、联络员等组成供体组。。。接到任务后首先召集供体组成员进行术前讨论和工作安排¹²⁵。”这里“接到任务”说明受体已经找到，供体将在某一天死亡。

接下来的“术前准备”谈到“为缩短供心缺血时间。。。由1名巡回护士配合麻醉师迅速给药。”

此论文没有说供体是脑死亡，而在采集现场，由麻醉师“迅速给药”，这说明当时的供体很可能是有知觉的活体。

7.3 陕西西安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涉嫌使用活体供体做心肺移植

陕西西安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2008年5月26日开展的1例心肺联合移植¹²⁶使用的供体很可能是活体。论文包括大篇幅供体心肺切取内容。

首先，这例男性供体被宣布为“脑死亡患者”，然后气管插管。在插管过程中，“快速清理供体口鼻处的分泌物，防止返流误吸入气管”。注意：只有供体的自主呼吸才有可能“吸入”。

下一段提到心脏残血的排出是心脏主动跳动完成的，“数个心动周期排空”，说明那时供体的自主心跳还存在。

论文最后讲同样的摘取方法已经用于38例供体，就是说在2008年前后，至少有38例活体在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被摘取心肺。因为中国没有脑死亡立法，心脏还跳动就应认为是活体，而且如前所述，还没有气管插管用呼吸机维持呼吸的不能判定为脑死亡。

7.4 解放军281医院多台移植同时进行、寻找肾源和配型一天完成

解放军第281医院位于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滨的疗养胜地北戴河区。自称为“中等医院，手术室规模小，人员配备少…我院麻醉科设手术间3间，护士6-8名”。该院在2005年、2008年和2013年各发表1篇论文，描述在人员和设备缺乏的情况下，该院是如何配合完成数百例肾移植的，特别是如何完成同时进行的6至9台移植的。

2005年论文介绍，该院在1991到2004年间完成肾移植245例，其中同时进行6-9例18次¹²⁷。
2008年论文介绍，该院在1991到2007年间完成肾移植313例，其中同时进行6-9例28次¹²⁸。
2013年论文介绍，该院在1991到2012年完成肾移植510例¹²⁹。

这些在学术论文中提供的数据，是该院所作移植总量的一部分，从中看出该院的肾移植总数持续呈上升状态。可见，该院一直有丰富的肾源，才能使肾移植数逐年增加。

1991到2004年的13年间，共进行245例肾移植，平均；19例/年；
2005到2007年的3年间，共进行68（313-245）例肾移植，平均：23例/年；
2008到2012年的5年间，共进行197（510-313）例肾移植，平均39.4例/年。

尤其在2006年中共活摘曝光后，该院的移植量继续增长，281医院所在的河北省并不是2010年开始的人体器官捐献试点省份，而器官捐献向全国推广则是2013年以后的事。281医院移植量的增长并没有得益于数量微不足道的器官捐献。

该院除了肾源丰富外，获取和配型都有惊人的速度。早在2002年1月28日，解放军281医院（现北京军区北戴河疗养院）泌尿外科（姜伟、杨广庭、马秉刚、刘彦斌、祖强、赵红旗）实施7例同种异体尸肾移植¹³⁰。其中一例受体于2001年11月13日入院，2002年1月28日首次肾移植，2002年2月5日再次肾移植。再次肾移植的等待时间为1天。

论文中描述决定进行再次肾移植的过程：

首次移植日期是2002/1/28，文中“至第7天晨起24小时尿量…”的“第7天”即首次移植后的第7天，也就是2002/2/4。当天“考虑是移植肾动脉栓塞”，想做再次移植。于是“经积极术前准备并联系肾源，配型合适，于2002/2/5“移植肾切除，原位再次移植”。

这里“联系肾源，配型合适”的过程只用了2月4日一天时间。这个过程在其他国家恐怕要两、三年，而在解放军281医院只用了一天时间，说明由军队掌控的庞大的活体器官库的存在。

解放军281医院是北京军区北戴河疗养院的一部分，另外包括解放军178医院和海军北戴河疗养院¹³¹。

7.5 西安高新医院“窝在破旧的面包车中切取供体器官”

西安高新医院成立于2002年，成立之初的泌尿外科只有“零星的病人，空空的病房”。当时中国大陆器官移植正处于反常猛增之际，该院作出决定“以器官移植为主要发展方向”，进行肾移植和肝移植。“医院、科室领导为寻找肾源和患者到处奔波”，招来“韩国、日本、以色列等外国患者”。到建院五年之际，“年收入过千万”。可见巨大的经济利益是推动中国大陆疯狂移植的原因之一。

在该院的网站上有一篇回顾文章是这样描述当时高新医院是如何摘取器官的：“不管酷暑、严寒4、5个人窝在一辆破旧的面包车中切取供体器官”，有时“一天一夜7、8台移植手术”¹³²。该院2003至2007年共实施肾移植232例。

7.6 急诊移植、择期移植遍布全国

上海长征医院2003到2006年的3年时间里，实施120例急诊肝移植，受者为重型肝炎患者，入院后平均存活3天，“只能采用急诊肝移植方法，最短时间为患者入院4小时即行肝移植。¹³³”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肝胆胰外科（卫生部多器官联合移植研究重点实验室）郑树森在一篇论文中讲该院从2000年1月到2004年12月实施46例急诊肝移植。所有患者均在72小时内接受原位肝移植¹³⁴。

河南省最有名的器官移植中心郑州人民医院肝脏移植外科“每年完成肝脏移植近百例，同时成功开展10余例肝肾联合移植、胰肾联合移植。开展河南省首例小肠移植，并积极在研腹部器官簇移植，年成功急诊肝脏移植救治20余例急性肝功能衰竭患者，已完成无输血肝移植30余例、70岁以上高龄患者6例。¹³⁵”

贵州省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2003年到2006年间实施的肝移植，“其中行急诊肝移植2例，择期肝移植6例”。8例移植，无论是急诊，还是择期，热缺血时间在2到5分钟。可见，供体的死亡是事先有计划的。

河南省解放军150医院2001到2004年实施紧急肝移植2例，择期肝移植8例¹³⁶。

解放军第107医院2003年1月到2009年1月完成急诊肝移植22例¹³⁷。

厦门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在2003到2004年间也有为一休克患者实施急诊肝移植¹³⁸。

南京八一医院肝脏移植中心主任王轩，2003年7月在解放军第八一医院组建肝移植中心，“在精准肝切除手术方面有独特造诣”。至2010年底，王轩开展同种异体肝移植250余例，肝肾联合移植1例，急诊肝移植15例¹³⁹。

上海交大仁济医院器官移植中心2004年9月至2005年10月的一年时间，完成8例急诊肝移植¹⁴⁰。

西藏军区总医院2003年2月12日收治一名肾功能衰竭患者，“找到与患者配型吻合的肾源后，3月28日上午，由院长李素芝和张银铺教授共同主刀，完成肾移植手术”¹⁴¹。从病人入院，到肾移植手术完成，总共44天时间，被媒体报道为：“雪域高原上第一个肾移植”。

上海交大附属第一人民医院2001到2010年间实施的561例次肝移植中，有29次为再次肝移植。其中有2例再次和首次时间间隔小于30天¹⁴²。

江西省人民医院2007年10月26日收治一名糖尿病、肾衰竭患者，7天后的11月2日，患者进行胰肾联合移植¹⁴³。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实施的一例单肺移植，受者入院时间为2004年3月28日，14天以后的2004年4月11日，肺移植手术进行。供肺者为“整体取下心肺标本”，将摘取的双肺“用飞机送至医院（历时3小时）”¹⁴⁴。

论文中对供体的死因没有描述，但是各项体检指标比较全面。而这样的供受体匹配是在14天内完成的。可见，供体是有所选择的，器官摘取、运送和移植都是有所准备的。

另外，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在2003到2004年间，实施3例肝移植治疗暴发性肝功能衰竭（Fulminant Hepatic Failure, FHF）¹⁴⁵。暴发性肝功能衰竭在两周内会出现一系列严重症候群，发病快，死亡快。“3例患者均病情危重”，“抢救性移植”必须在暴发性肝功能衰竭两周内实施。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从哪里这么快找来的供肝呢？

7.7 多台移植连续或同时进行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2005年12月29号，泌尿外科同时完成了7台肾移植手术 ¹⁴⁶。2004年12月28日早晨至2004年12月29日凌晨，不足24小时的时间，这里完成了5台肾移植手术、2台肝移植手术¹⁴⁷ 。

胜利油田胜利医院2002年4月25日中午12点到26日下午2点连做6台肾移植。媒体报道称“这在胜利油田和山东东营市的历史是第一次，也是最大规模的一次肾移植手术”。文中说，在手术前一天，该院“副院长康新立组织泌尿外科、麻醉手术科人员到外地取肾，4月25日中午12点，不顾长途奔波的辛劳，一回到医院就投入到手术中¹⁴⁸。”可见，供体的出现，受体的选择都是事先计划好的，器官的摘取是有预谋的。另外，胜利油田胜利医院2002年10月27日，24小时内开展肾移植5例，肝移植1例；2004年1月9日至12日，3天内开展肾移植10例，肝移植1例。该院1999年10月开展首例肾移植，2002年10月开展首例肝移植¹⁴⁹。

济南军区总医院眼科蒋华，2001年5月1日放假期间，他带领全科连续进行角膜移植，白天要到外地取角膜，晚上进行手术，连轴转了一星期¹⁵⁰。在这篇2009年发表的文章最后还说“这些年很多节假日都是这样度过的。”在“很多的节假日”到外地取角膜，然后马上做移植手术，这说明这些角膜是新鲜的，而不是从眼库里面取角膜。况且，“目前国内的眼角膜库基本上都处于“零库存”的状态¹⁵¹。那么，为什么在“很多节假日”会出现供体呢？要专程到外地取，说明整个过程有所预谋，而且不可能只做一例。很可能有中共某部门统筹分配活体供体，经常在节假日安排与之有关系的医院前去切取器官。

郑州人民医院2007年12月27日，肾病器官移植中心主任曲青山等在21个小时内完成13台肾移植¹⁵²。该院2009年2月一篇文章称“两年完成肾移植322例，居全国之首¹⁵³。”

湖北省十堰市东风总医院2000年8月，在同一天内同时进行了10例肾移植、１例甲状旁腺移植和3例角膜移植的“大型器官移植活动”¹⁵⁴。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岳中瑾，主刀完成的肾移植例数居甘肃省首位，创带领全科连续奋战32个小时一次成功完成8例肾移植术的甘肃省最高记录¹⁵⁵。

8. 中国大陆供体器官切取覆盖全国

本组织随机搜索到300多篇论文发表于2000年至2014年，而2000年以前发表的器官切取的论文数量非常小。论文内容包括单器官切取（肝、肾、心、肺、眼角膜等）和多器官联合切取（腹腔脏器簇联合切取、肝肾联合切取、胰肾联合切取、胸腹多器官联合切取、心肺联合切取等）。

8.1 器官切取不受地域限制，遍布中国大陆所有省份

将论文所属医院按照省份来归类，整个中国大陆版图31个省市都有器官切取和移植的论文发表。下图为追查国际收集的论文所属医院在各省和直辖市的数量。

下图从地理位置上直观地呈现本组织随机收集的数量有限的论文所覆盖的范围，说明器官切取手术在整个中国大陆实施，其中以东南沿海和部分内陆省份最为多。

8.2 聚焦天津第一中心医院：年平均肝移植600例

截止2004年，天津第一中心医院东方器官移植中心累计完成肝脏移植2,248例，肾脏移植年平均完成300余例，肝移植年平均完成600例，肝脏移植年平均数量居世界第一位。天津第一中心医院移植学部还协助16个省份近47家医疗单位开展了肝移植工作，协助其他医院完成近300余例肝脏移植手术¹⁵⁶。

北京武警总医院的肝脏移植手术也是由东方器官移植中心移植小组来进行。北京武警总医院2005年共完成了220多例肝脏移植手术¹⁵⁷。

2004年一年，天津第一中心医院完成肝移植507例，並在院外实施肝移植近300例，占全国肝移植总量的三分之一。打破了由美国匹茲堡大学器官移植中心保持了近10年的年度世界肝移植例数最多的纪录。该中心仅2005年1月就实施了108例肝移植和43例肾移植手术，按每周5个工作日计算，日均4至5台肝脏移植手术¹⁵⁸。

据“中国肝脏移植注册（CLTR）”报告：截止2010年底，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和武警总医院移植团队共完成肝移植6270例。占全国总例数的30.2%。协助中国22个地区66家医疗单位开展临床肝移植工作，占中国现有肝脏移植中心的三分之二¹⁵⁹。

下面这篇论文是天津第一中心医院切取肝脏的经验。

《天津护理》2008年4月期刊登一篇天津第一中心医院论文称“2002至2006年共完成肝移植手术2195例，尸体切取供肝2500例，经实验室检查肝炎系列、梅毒、艾滋病均为阴性的健康供体，脑死亡后进行供体切取¹⁶⁰。”这说明供体量多于切取量，切取量多于移植量。而且，器官是否可用是在切开供体腹部以后决定的。论文“供肝质量初检”中讲腹部切开后，观察肝脏颜色，判断脂肪肝，“一般中度以上脂肪肝放弃”。此时的“供体”腹部已经被切开，肝脏还没有被摘取。

对于已经摘取的肝脏，还有进行现场“术中化验检测”，结果直接决定是否保留供肝。

虽然论文题目说是“尸肝”，但是所有供肝的热缺血时间都在10分钟之内，切取时间在30分钟之内，冷缺血时间在12小时之内。提示论文开始描述的“脑死亡后进行切取”，有可能是将活体送到切取地点，在切取过程中导致供体死亡。

该院还称从1999年1月至2005年7月，完成80例再次肝移植。首次与再次肝移植间隔的时间为1-7天：14例，8-30天：10例；超过一个月：56例¹⁶¹。可见，肝移植等待时间少于30天的例子至少有24例。

8.3 切取数量大的医院遍布全国

中共官方承认在2006年前后，全国有超过650家医院做移植。下表为部分医院在论文里报告的切取数量。

表格4. 大量做切取和移植的医院

8.4 蹊跷的联系：东莞太平人民医院、昆明肾病医院、昆明法医院

广东东莞市太平人民医院2002年1月至10月，完成59例肝肾联合切取供肾肾移植和152例单独肾脏切取肾移植²⁰⁰。

2002年8月到2005年8月，肝脏联合切取组90例，单独切取肾脏260例²⁰¹。广东东莞市这个中等城市的医院，在2002年的10个月里共进行211例供体切取，从2002到2005的3年间，共进行350例供体切取。这么大数量的供体是从哪里来的？该医院泌尿外科主任李杰参与肾移植4000余例，主刀肾移植500余例；参与肝移植50余例，主刀12例²⁰²。截至2008年4月，东莞太平人民医院血液净化器官移植中心和云南省昆明法医院共同实施1537例肾移植²⁹³。

值得注意的是云南省昆明法医院也设有血液透析肾移植中心²⁰⁴，其法医物证室原本做一些亲子鉴定，从2001年起开始做器官移植组织配型。云南省昆明法医院法医物证室称，“从2001年到2008年，已完成了几千例实质器官移植的组织配型²⁰⁵”。

再看昆明肾脏病医院，是云南省器官移植中心分部，吸引了“来自香港、台湾、澳门、澳洲、泰国、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等十余个地区和国家的患者”到该院做肾移植。该院在网上发文谈到“医院肾移植手术的优势”，下面是2007年7月获取的网页截图²⁰⁶：

云南肾脏病医院“保证在最短时间内找到健康肾脏”，“提供最短的冷、热缺血时间”，“每周都有移植手术”，“唯一开展供体找受体的器官移植医院”，“只要医生同意做肾移植，就有移植成功的把握”，“若不成功做到成功为止” ......。这样的保障只可能建立在庞大的活体肾源库之上。

昆明法医院和云南肾脏病医院拥有的是同一批医生。云南肾脏病医院业务院长高伟²⁰⁷在广东省东莞市太平人民医院、昆明法医院都有任职。高伟完成各种器官移植例数总结：2001年1月至2002年12月，参与实施605例肾移植，整块取肾43例，肝肾联合切取8例²⁰⁸。2002年8月到2005年8月，参与实施350例肾移植。其中肝脏联合切取组90例，单独切取肾脏260例²⁰⁹。截至2008年4月，参与实施1537例肾移植²¹⁰。

8.5 军队武警医院供体充足，甚至可提供给地方医院

北京军区总医院肝胆外科、肝移植中心于1999年开始临床肝移植，称“肝移植手术为常规手术”。“建立了一条快速、通畅的供肝获取渠道。不仅能及时获取北京及周边地区的供肝，而且能及时获取其它省、市的优质供肝²¹¹。”

2011年5月15日，广州空军医院眼科主任景连喜参观上海普瑞眼科医院，称“广院依托自身优势，将稳定供应上海普瑞眼科医院角膜移植手术所需要的优质角膜资源。²¹²”这里所说的广州空军医院“自身优势”应该是充足的优质的角膜资源了。
沈阳军区总医院眼科设有全军和东北地区规模最大的眼库²¹³，眼库的供体来源相当丰富²¹⁴。角膜移植的数量在东北地区居各大医院的前列，是沈阳地区唯一一家能够随时为角膜移植患者提供角膜材料的医院²¹⁵。2006年3月辽宁省血栓医院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包括眼角膜）被曝光，该院院长曾反驳说该院规模小，没有移植能力等等。没有移植能力并不表示没有切取包括角膜在内器官的能力。而该院距离沈阳军区总医院只有30公里。

8.6 切取移植手术高潮是中共迫害法轮功最严重的时期

汇总来自全国的近300篇论文，所描述的切取或移植手术发生的时间见下图。

虽然是不完全统计，但是从上面图形变化趋势看，器官切取论文数从2000年以后猛增，2003到2005年为高潮，2006年以后有关器官切取的论文数量急剧减少。

2000年后出现的论文数量剧增正好和中共1999年7月发起的对法轮功的迫害相呼应。

2006年后出现的论文数量剧减的原因很可能是由于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黑幕于2006年3月在国际上被曝光，中共将活摘转入更隐蔽的方式进行，并将器官切取在医学论文领域消音的结果。本报告中指出的2006年后的数量剧减，不是切取手术数量减少，而是医学论文数量减少。

8.7 聚焦山东潍坊市：迫害法轮功的严重与移植业的蓬勃

对于来自山东省的论文描述的切取或移植时间进行分析汇总，如下图显示，1999年以前为零，2001年以前数量很小，2002到2003年猛增。只有在突然间出现了大量的“供体”的情况下，才能导致此种现象的出现。

拿山东省的一个地级市，潍坊为例，看看中共在当地迫害法轮功的严重程度。据明慧网报道，潍坊市的迫害严重程度居全国地级市之首，截至2014年5月，已得到证实的就有109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²¹⁶。下面的迫害致死年度图显示，2000年到2005年为高峰。这和切取器官年份的高峰高度相关。

潍坊市三家医院在眼角膜移植和肾移植方面的发展。

潍坊医学院附属医院眼科中心网页介绍：1979年建立国内第一家正规眼库（中华眼库），目前已开展各种角膜移植手术近万例。该中心人员还通过广大眼科工作者的不懈努力和积极宣传，以及政府有关部门的积极支持和配合，拓宽了角膜供体的来源²¹⁷。分析“目前开展角膜移植近万例”：该院1984年7月至1990年12月间门诊登记预约行角膜移植手术的只有898例（1139眼）²¹⁸。估算1990到1999年的数据保持在1000例左右，充其量从1979年建立到1999年底共做移植2000例。也就是说，从2000年起，做角膜移植8000例左右。

潍坊仁德医院是以血液净化、肾脏移植为主的泌尿专科医院，是潍坊市最大的肾脏病治疗中心。医院在山东省率先开展HLA配型检测。肾外科医生联成网络、建立起一个器官供应的组织系统²¹⁹。该院自1998年开展HLA组织配型及群体反应性抗体的检测以来，至2004年已检测样本过1000例，可与其他规范的移植中心交换共享，完全满足临床需要²²⁰。

潍坊眼科医院网页称：角膜病治疗中心拥有山东省卫生厅批准的标准化眼库，自1999年开展角膜移植手术以来，为数千例因角膜病而失明的患者挽回了视力。中心有专家李贵仁、张少斌、张浩润等。张少斌完成数千例各类角膜移植手术。潍坊眼科医院眼库于2007年底被山东省卫生厅认定为潍坊市唯一一家正规的眼库，为角膜移植患者提供充足的角膜来源²²¹。

如此看来，1999年以来，潍坊医学院附属医院和潍坊眼科医院总共实施角膜移植上万例，而且所用角膜大多是“新鲜”的。潍坊仁德医院五年（1999-2004）做器官移植组织配型上千例。一个地级市哪里来的那么多供体？而且，三家医院称“政府有关部门支持配合”，“拓宽了供体的来源”，“有充足的供体来源”，“建立器官供应的组织系统”，“与其它中心共享”，等等。随着当地迫害法轮功的持续加剧，数量不断增加的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很可能是潍坊市兴旺的移植业的供体来源。

9. 移植反常现象仍在进行

中共自2006年活摘器官曝光后，打造的一系列掩盖器官真实来源的手段，如卫生部指定移植单位、设立捐献系统、承认长期以来使用死刑犯器官、保证从某年某月开始不再使用死刑犯器官、报道抓获器官黑市个案、以个案来渲染黑市器官泛滥假象等等。同时各大小不同医院宣称由于供体缺乏，器官移植数量减少等等。

然而，移植界的反常现象仍在进行。

9.1 青岛大学成立器官移植中心“计划年内完成手术百例”

2014年2月，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宣布成立器官移植中心，“多次北上盛邀”原武警部队总医院肝脏移植研究所常务副所长臧运金，组建“二三十人的移植精英团队”，设立“肝移植、心脏移植、肾移植、胰腺移植四个科室”，并“计划年内完成百例器官移植手术”²²²。而该医院此前每年肾移植40例，肝移植3-5例，还不能进行心移植。如果没有明确的供体来源，如何完成百例计划？

2014年8月有一篇文章证明青岛大学附属医院的“信心十足”并非一纸空谈。报道称“中心成立不到半年，已开展肝移植手术30例、肾移植手术38例，总例数居全省首位，手术质量国内领先。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臧运金任中心主任和肝移植科主任，张斌、张顺担任中心和肝移植科副主任，还有范宁、胡维昱、胡骁、关鸽、王新组成肝移植团队。引进千佛山医院心外科副主任李志强任肾移植科主任，董震任肾移植科副主任。“泌尿外科孙立江、李延江为了扶植肾移植科实现新飞跃，经常在完成了在本部的工作后，晚上又赶往黄岛协助手术，他们和董震、黄涛曾合力创造了24小时完成6台手术的记录！²²³”

9.2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5个供肝“同时送达”17小时完成移植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2014年2月18日12时到2月19日凌晨4时，完成5台肝移植。

5个患者，在医院等待肝源，而5个肝源“是在这之前就配型完成，但是只能等捐者心脏停跳5分钟后，才能取下来”。显然，在配型的时候，那5个“捐者”都是活体，而且是肝功能正常、配型成功的活体。所以，患者住在医院里，不是等待配型合适的器官，而是等待“捐者”的死亡。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那5个“捐者”竟然在同一天“心脏停跳”，而且那5个肝竟然是“同时送达”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

那5个“捐者”是什么人？是什么原因使他们在用一时间死亡？事件发生在2014年2月，这充分说明在国际舆论的谴责声中，在中共一边表示要停止使用死刑犯器官，一边矢口否认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同时，有预谋的活体摘取器官杀人的罪行仍在中国大陆发生着，而且还被堂而皇之地报道出来。

结语

本报告对一组随机搜索的医学专业论文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中国几乎所有用于移植的器官都是从“脑死亡”、“颅脑外伤”或者“心脏刚停搏”者身上摘取的。这些器官摘取都属于非法活体摘取。

被摘取器官的所谓“供体”，90%以上为20到40岁青壮年男性，生前身体健康，内脏功能正常，无乙肝、HIV、梅毒等传染病，无饮酒史，无吸烟史。这样的人群，支撑着中国每年上万例的移植，绝对不可能单单从死刑犯中获得。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才是支撑中国每年上万例移植的活体“供体”。

在中国大陆，存在一个庞大的活体器官库。生活在里面的活人“供体”被反向配型成功后，在一个预定的时间被活体摘取器官而死亡。这是对超短的移植手术等待时间和各种急诊移植、择期移植出现的唯一解释。

本报告从医学专业杂志发表的器官移植论文入手分析供体来源。分析结果提示，相当大比例的器官供体在被切取器官的时候仍然是活体。而论文对切取过程的描述和供体数量至少可以部分排除死刑犯的来源。而被非法绑架和关押的大批法轮功学员则是最能解释论文中活体供体的主要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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