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共对外宣传系统向国际社会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和散布仇恨谎言的调查报告

2008年7月29日

简体字A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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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背景
一、中共对外宣传全球策略
1. 跨国境传播与国际战略
2. 对外宣传官员忌用“宣传”一词
3. 外宣重点统战的对象
4. 通过商业运作影响国外传媒决策
5. 实行新闻发言人制，统一口径

二、中共意识形态在全球范围的扩张
1. 中共主要外宣媒体在全球范围的覆盖情况
新华社目标要“把地球管起来”
中国新闻社是港澳台及境外华文媒体的主要消息来源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英文缩写CRI）节目覆盖全球
中国中央电视台英语电视第九频道（CCTV-9）覆盖全球98%的陆地和海洋
中国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CCTV-4）基本实现全球覆盖
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行到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
中国日报发行范围覆盖全世界15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利用西方媒体加大对外宣传力度

三、采用多种形式和手段进行全球意识形态统战
1. 利用广播、影视、书刊及综合性文化交流活动的渗透
2. 为打退“国际敌对势力”的人权批评中共高举人权招牌
3. 发展互联网开辟对外渗透新渠道

四、结语

视德国人马克思的暴力革命理论为“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1]，在1949年武装暴力夺取政权后，以改“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公有制”[2]的名义肆意搜刮掠夺民间财富，把国家的全部资源迅速掌控在手中，并作为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确定下来[3]，写入中共第一部《宪法》[4]。随后，又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共独裁者的意志作为中国各族人民的“指引”写入中共第二部宪法[5]，向全民灌输，强迫中国大陆民众背离中华民族文化和传统道德。中共五十多年来的暴政统治，造成八千万中国人口非自然死亡[6]。如何应对国际社会的反应，作为中共统一管理对外宣传的最高机构――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对外称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其任务就是推动外宣媒体按照中共意图“向世界说明中国”，输出中共意识形态，影响西方的公众意志和外交政策，引导国际社会舆论迎合中共所需。

早期，中共对外宣传的渠道主要是靠喉舌媒体新华社。1955年12月，时任党魁毛泽东要求新华社“把地球管起来”，“尽快做到在世界各地都能派有自己的记者，发出自己的消息”[7]。那时，中共已显露意识形态一统天下的野心。基于这一目标，在1958年8月，原来“各自为战”的对外宣传由中共中央外事小组统一领导，组长是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8]。1989年6月4日，中共动用军队镇压学生民主运动，酿成震惊世界的“六四”惨案，引起国际社会包括海外华人的强烈谴责[9]。同年7月，美国、法国、英国、联邦德国、日本、意大利、加拿大七国首脑和欧洲共同体主席在巴黎举行会议，宣布要采取中止对华高层政治接触及延缓世界银行的贷款等措施制裁中共[10]。此时，国际形势剧变：柏林墙倒塌，东欧苏联共产主义政权纷纷垮台；国际人权运动处于兴盛时期。在此大背景下，中共头目邓小平提出了“韬光养晦[11]，有所作为”的对外策略，意在麻痹国际社会，实施蓄势待发的战略欺骗。中共为树立“良好”形象，走出困境，加大对外宣传渗透的力度，在1991年1月成立了对外宣传最高机构――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2]。1993年3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与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小组，两块招牌，一套人马，列入中共中央直属机构序列，由党直接操控[13]。同年，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小组改称为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14]。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均设有同级的对外宣传办公室（新闻办公室）[15]。

1998年3月，中共再次重申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与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列入中共中央直属机构序列[16]，由党直接操控。同年4月始，上海市副市长赵启正被提升为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主任[17]。中央外宣办对外仍称为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以提供信息、对外联络及协助传播媒介、联系沟通等形式进行更策略性的意识形态渗透。除设置负责文件、行政事务管理的秘书局和负责下属机构的人员管理和培训工作的人事局外，内设的七个局[18]，围绕着如何对外输出中共的意图发挥各自的职能(功能)。

1999年7月20日，中共和江泽民公开宣布对信仰“真善忍”的民众镇压，认为“共产党人所具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所信奉的唯物论、无神论，还战胜不了法轮功”，“岂不成了天大的笑话！[19]” 这次，中共吸取了89年“六四”屠城后被国际社会孤立制裁的教训，加上积累了共产主义近百年的整人经验和极端残暴的手段，对法轮功民众的迫害由公开渐渐转入了隐蔽，形式上也更具欺骗性。9年来，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积极追随、参与迫害，利用新闻发布会、文化交流、国际互联网络、广播、电视、提供书籍资料等多种场合和形式向国际社会散布谎言，诬陷抹黑法轮功，煽动人们仇恨法轮功，为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犯下的种种罪行开脱，运用各种手段令国际社会对这场群体灭绝性的信仰大迫害保持沉默。

本报告主要是针对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以下称：中央外宣办，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互通使用）如何利用对外宣传的各种渠道作为输出中共意识形态、施行迫害人权手段的事实所作的调查报告。

中共对外宣传是在冷战结束后仅存的共产独裁政权进攻西方民主所进行的一场看不到硝烟的战争，是从精神意识方面获取对西方的控制权，配合中共的全球统战战略。中央外宣办主任赵启正把对外宣传称为是一项“争取人心的工作”和“斗争”。赵启正说“在这个斗争中，要把握有利时机，主动出击，打主动仗，力争先发制人，争取主导海外舆论。要做到让海外舆论跟着我们走，…要在美国等西方重点国家主动宣传中国，引导世界舆论，这不仅需要有较高的艺术性，更需要有统揽全局的战略性，要更加有意识地将力量向重点地区和国家集中，发挥优势，突出重点，坚持不懈，争取在重点国家、重点对象和重点媒体等方面的工作有所突破”[20]。

1989年“六四”后，时任中共总书记的江泽民直接指出：“对外宣传的工作是争取人心的工作”，“搞好对外宣传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一项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工作。[21]”

1999年2月26日，江泽民在全国对外宣传工作会议上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亲自慰问外宣官员，肯定他们为树立中共“良好形象”，“改善外部舆论环境”，取得了“良好效果”。江并指出对外宣传工作是“一项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工作，党中央历来很重视”，要大力宣传中共执政50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服从和服务于党”的“工作大局”，服从和服务于“整体对外战略”，一定要“着眼于增进外国人的理解和支持”[22]。

1999年10月底，江泽民在对法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利用法国《费加罗报》社论委员会主席佩雷菲特的书面采访之机，亲自对外宣称法轮功为“邪教”[23]，为中共喉舌媒体抹黑法轮功定下统一口径，并一直沿用至今。

2000年3月，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主任编辑郭景哲在论述其反法轮功的外宣心得时说:“谁能把世界上发生的大事最先告诉受众，谁就能争夺更多的受众，反之就失去受众。新闻的时效决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而是关乎我们同西方舆论争夺受众的政治问题…在对外报道国内揭批“法轮功”时，我们照搬对内宣传的一套，用了一些名词术语，外国受众很难理解和接受。后来，我们在对外宣传中已经明确指出‘法轮功’就是邪教，外国受众一下子就明白了，接受了。这有利于争取国际舆论，…[24]”

2000年1月25日，全国对外宣传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作了总结讲话，要求“根据国际舆情变化，积极地表达中国的观点。对外宣传工作者要加强调研，制定规划，探索规律，提高效率”。各地负责外宣工作的官员、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和新闻发言人、中央对外新闻宣传单位负责官员和部分驻外使领馆的官员参加了会议[25]。

在2001年1月13日至15日北京召开的“全国对外宣传工作会议”上，中央外宣办（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正强调要“按照江泽民总书记和党中央对外宣工作的要求…创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26]。

2003年，新华社副总编辑夏林在“‘喉舌’的力量”一文中提出“信息是一种战略资源。谁掌握了信息传播源和信息传播载体，谁控制了国际广播、卫星电视和互联网络，谁就有能力影响整个社会，谁就能在意识形态的斗争中，抢夺并占领住制高点，掌握主动权”[27]。

2004年，中央外宣办主任赵启正在北京外交学院的一次演讲中，同样也谈到了“占领住制高点”的问题，他说“媒体对事实的报道并不是十分客观的”，“谁占领了舆论的制高点，谁就有可能赢得国际社会和广大公众的理解和支持，把握先机和主动”，“所谓制高点就是人家相信你的观点和消息。舆论宣传作为各国政治、外交、经济、贸易的一种战略武器，在历史上起过重大作用…[28]”同年5月13日，赵启正在清华大学的演讲时提出“全球传播”是中共“战略视野的全局性工作”，是“软实力”，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29]。

2004年9月2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刘云山在纪念新华社英语对外新闻开播六十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要求新华社“着力做好那些在国际社会发挥重要作用、对国际舆论具有广泛影响的国家和地区的落地（被媒体采用）工作，一个国家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地区来研究和谋划”，“要加强与外国主流媒体的联系”，努力扩大“全球范围的覆盖面”，“更多地占领国际舆论阵地”，对国内外重大事件和热点问题的报道“做到先入为主、先声夺人，把影响和引导国际舆论的主动权掌握在我们手中”[30]。

在2004年，新华社“对外宣传有效性调研”课题组提出“在围绕诸如人权、台湾、西藏、新疆、中国威胁论、法轮功等敏感问题与境外舆论的斗争中，外宣媒体可以大有作为，但前提是必须注意按照新闻传播规律办事，注意宣传艺术。[31]”

同年，赵启正在北京外交学院演讲中谈到他如何“向世界说明中国”时说，“有人问我：‘你们今后的任务是什么？’我说：‘向世界说明中国’，我不说‘宣传’，因为；‘宣传’这个词很容易被反用。向世界说明什么呢？说明中国的政策…反击对中国的攻击，就这么简单。手段也是多种多样的”[32]。

2005年7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钱小芊[33]接受香港文汇报记者采访时，谈到他所主管的西藏工作“不用‘宣传’二字，而是用‘说明西藏、说明中国’来阐述”。钱小芊认为这“才是最有力量，最有说服力的”[34]。

出于这个考虑，中国官方文件把中共中央宣传部的英文翻译从Propaganda Department of the CCP Central Committee 改成了Department of Publicity。同样，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的官方正式翻译是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fice of CCP Central Committee。

新华社“对外宣传有效性调研”课题组认为“对外宣传应该以对象国的中上层人士为重点对象，包括政界人士、工商界人士和知识分子，因为他们或是掌握着国家的政治权力，或是操纵着国家的经济命脉，或是影响着国家的思想舆论。而我外宣媒体，则应根据自己的特点，将重点工作放在对象国的主流媒体，加强与它们的交流与合作，特别是要与外国媒体著名人士交朋友，建立密切的联系，通过他们做好外宣工作。”而“华侨华人和我留学生是我国外宣的另一重点对象…现在境外有数千万华侨华人，他们中的不少人已进入所在国的主流社会，甚至成为颇有影响的精英人物，外国人往往通过华侨华人了解中国，他们可以起到独特的桥梁和辐射作用[35]。

中央外宣办主任赵启正在北京外交学院的演讲时声称：“我们还跟外国媒体展开交流。不仅是像特纳（Ted Turner）这样的大人物，美联社、法新社、路透社、法国最大的世界杂志出版社、德国的贝塔斯曼，世界最大的书刊出版社，我们都有很密切的联系”。赵启正还举了一个实例，说他自己如何成功说服美国有线电视新闻国际公司(CNN)的创始人泰德・特纳（Ted Turner），取消了CNN新闻的片头有关89年“六四”时有个青年挡在坦克前的镜头：“他问我CNN好不好，我说不好；他说为什么，我说你们1小时一次整点新闻的片头有很多国际重要政治事件的镜头，其中有‘六四’政治风波时一个青年人在坦克前走来走去的镜头。我说，这个镜头你放了十年；他说，不是我一家电视台，都这样放；我说不，就你一个人，别人早就不放了。他当时就对旁边国际部的主任说：‘你为什么老放这个镜头，美国也有类似事件。你看我怎么处分你。’ 我说：‘死缓吧，让他先改造。’ 我以为他是在跟我开玩笑，后来据说，他回去真的说了那个主任，那个镜头也被取消了”[32]。

2001年9月16日至18日，由中共对外宣传的国家通讯社――“中国新闻社”主办的“世界华文传媒论坛”在南京举行，据称到会的境外媒体来自5大洲30多个国家和地区，共有130多家，150位世界华文传媒高层人士参加。中国大陆也有60多家新闻机构参会。中共主管宣传和统战的各级官员参加了会议并作指导性讲话。“论坛”的议题有：“海外华文媒体的定位与应扮演的角色”、“海外华文媒体与国内媒体如何加强合作”等。论坛就中共的意识形态统领对外宣传和“创造有利的国际舆论氛围”这一宣传策略引导海外华文媒体进行充分讨论和出谋划策[36]。

2003年，邻近港澳地区的中共惠州市委统战部副部长黄琼基提出“要充分发挥统战在港澳的既有优势，主动加强与港澳新闻媒体的联系，进一步做好媒体中上层人士的团结、争取转化工作，特别要注重加强与港澳‘四报两刊’的沟通联络，争取主要新闻媒体与我建立良好关系”。同时，他还提出“加强对‘送上门对象’的统战外宣工作。…入境从事经贸旅游等活动的外国人数将会越来越多。…要有组织地开展各类投资者、专家、留学人员等联谊活动，广交朋友”[37]。

中共惠州市委统战部部长黄琼基主张要“努力使统战外宣工作进入西方主流社会。…寓统战对外宣传于经济交往中。同时加强与国外媒体的联络，特别要争取与美国和西方七国工业集团的主流媒体沟通，注重与国外媒体驻我国境内人员联络感情，深交朋友，有计划地开展一些联谊活动，…通过他们建立境外宣传阵地，扩大统战外宣工作领域[37]。

2003年9月23日，中国新闻社社长刘泽彭在第二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上为“借船出海”――大陆报刊直接提供专版给海外媒体造势，声称“现在，国外媒体趋之若骛，抢滩中国大陆市场，并大有斩获”，刘泽彭进一步动员诱惑说，“海外华文媒体也要善乘长风，善舞长袖，不失良机…利用地缘优势，在配合中国媒体走出去的过程中谋求自身的发展和商机”[38]。

由中共中央党校培养出来的“科学社会主义””专业”博士吴玉荣[39]，在2002年时提出“国外的传媒特别是一些跨国传媒集团说到底就是一个商业机构，其最终目的就是赚钱。既然是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商业的规则来限制、影响国外的主流媒体，如通过调整与西方传媒公司的商业关系，通过限制或批准这些媒体公司在中国的经济活动，通过购买这些公司的股票来影响这些传媒公司的决策层”。吴玉荣还举了一些成功的经验:“90年代中期我们就先后通过允许新闻集团（News Corp.）在中国发展卫星电视而使其终止了反华的BBC的“世界电视节目”，通过限制“迪斯尼”在中国的经营活动打击其参与制作分裂西藏的节目也颇有成效”[40]。

新闻集团（News Corp.）董事长鲁珀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又译梅铎），在1993年，以5.25亿美元的大价钱，刚买下了香港卫星电视(Star TV)63.6%的股权（于1995年购入其余下股份）[41]，不久即宣称，“卫视对全世界的极权政府构成了明确的威胁”。在他讲这番话几星期之内[42]，1993年10月5日，中国国务院颁布了《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明确规定“个人不得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各地的电视台、有线电视台和电视转播台，一律禁止转播卫星传送的境外播放的电视节目”[43]。

为能够在中国大陆赢得更大的市场份额，默多克改变了态度，尽力迎合中共政权。首先，他毫不犹豫地让曾实播中国人权状况的纪录片而引起中共不满的BBC(英国广播电视公司)出局[44]；1996年3月25日，新闻集团全资拥有的香港卫星电视有限公司与两家中方公司合股在香港成立了“凤凰卫视有限公司”[45]。这两家中方公司就是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高级管理人员刘长乐[46]（现为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旗下的“今日亚洲有限公司”和中国银行的“华颖国际有限公司”。1998年8月28日，凤凰卫视开播。

1999年8月21日，凤凰卫视欧洲台在英国伦敦正式启播，全面覆盖欧洲25个国家。2001年1月1日凤凰卫视资讯台和凤凰卫视美洲台正式启播。凤凰卫视美洲台成功地在美国落地，中共媒体称这“标志着凤凰卫视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完成了对全球的覆盖”[47]。

2001年3月间，新闻集团（News Corp.）执行副主席詹姆斯・默多克（James Murdoch是鲁珀特・默多克的儿子）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的一个商业会议上，诋毁法轮功是一个“危险的末日教派”。他同时还指责某些西方传媒和香港的一些媒体热衷于对中国进行负面报道[48]。消息一传出后，中共的多家中央级喉舌媒体如《法制日报》[48]、《解放日报》、《人民网》[49]以及《中新网》（由中国新闻社主办）[50]等即时追炒。而“一些人权活动人士认为，詹姆斯讲这番话是为了讨好中国政府”[51]。

2002年3月28日，新闻集团亚洲全资子公司星空传媒集团[52]旗下频道星空卫视被允许在广东有线网落地播出，这是中国政府第一次允许境外电视频道通过国内有线网落地播送。但交换条件，就是新闻集团协助中央电视台第九套电视节目（CCTV-9）在美国和欧洲落地。当时鲁伯特・默多克认为：这是新闻集团“在中国发展的里程碑”和“在中国取得更大成功的开端。[53]”新闻集团在一份声明中还表示，中国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简称国家广电总局）局长徐光春曾指出新闻集团在中国应该有更大的发展机会，这“令人感到鼓舞”[54]。中共官方媒体的报道则说“新闻集团的成功秘诀就是寻找与中国政府的共同点，在长期的合作中建立良好的信任关系”[53]。

2003年10月7日至11日，鲁珀特・默多克一行应中央外宣办（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邀请访问中国，10月8日，鲁伯特・默多克应中共中央党校校长曾庆红[55]邀请，向“中共掌管意识形态的高级官员发表的演讲”，其演讲词被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喻国明教授形容为：“煞费苦心的、充满讨好意味的话语”，可以“深切地感受”到演讲者对于进入中国传媒市场的“渴望和焦虑”，但是“如果抛开其功利性的图谋不论”，“许多论点是深刻并且中肯的，特别是对于我们把握传媒产业的真正价值是具有相当大的启发意义的”[56]。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主管宣传的李长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新闻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鲁珀特・默多克一行。李长春希望新闻集团在促进“让世界了解中国和让中国了解世界方面做出更大的努力”[57]。

事隔一年后，即2004年10月28日，由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发布的《中外合资、合作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企业管理暂行规定》（44号令）[58]出台，自同年11月28日起实施。《规定》包括“不得设立外商独资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企业”，“法定代表人须由中方委派”和“合营企业中的中方一家机构应在合营企业中拥有不低于51%的股份”，“合营企业不得制作时政新闻和同类的专题、专栏节目”等一系列苛刻条例。

2005年3月4日，就国家广电总局发出“关于实施（44号令）有关事宜的通知”[59]，其中特别强调广播电视节目制作业有很强的“意识形态属性”，要切实把握好“内容导向”，“了解境外合作者的政治倾向和背景”，“防止境外‘不良思想文化’通过合资合作的方式进入节目制作领域”，中共媒体随后发放消息“这意味着，在中国已有合资计划的索尼、维亚康姆、新闻集团等外资影视巨头将不可能在短期内再度扩张它们的影视制作业务”[60]。

2005年7月13日，广电总局副局长田进[61]在全国广播影视对外工作会议上强调，“加强广播影视对外工作是反西化、反分化、反渗透，维护国家安全，守好舆论阵地的迫切要求…党中央、国务院历来十分关注境外卫星电视的管理工作，中央领导多次作出重要指示。…要确保辖区内允许播放的境外卫星电视接收用户信号全部来自于中央监管平台。这是考察检验各级广电部门境外卫星管理水平的一项简单明了的硬指标”[62]。

2005年8月，北京方面正式取消了准备允许默多克的新闻集团在中国各地扩大其广电播出的计划[63]。9月19日，美国的Bloomberg刊登了“默多克说新闻集团在中国撞了墙”（Murdoch Says News Corp. Has Hit ‘Brick Wall’ in China）一文，谈到日前在纽约一场由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组织的会议上，默多克承认新闻集团试图进入中国市场的计划触礁。他还提到中共当局原本承诺，但如今对境外媒体再次关闭大门。看来至今默多克仍不甚解，念念不忘实现共产意识形态一统天下、要“把地球管起来”[7]的中共当局，只会去“更多地占领国际舆论阵地”[30]，哪有将舆论阵地拱手相让的道理。

新闻集团真正的教训，正如《经济学人》报导的，“投入十年的时间和大笔的金钱与中共高层建立起的关系并未能给默多克先生带来多少好处。在汲取完星空卫视公司的专业技能之后，中国方面也许不再需要默多克了”。(A decade spent investing time and money to build relationships in China seems to have done Mr.Murdoch little good. Having milked Star for its expertise，the Chinese may well feel they no longer need him[64].)

1993年始，中央外宣办（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就负责国务院的新闻发布和协调国务院各部门新闻发言人工作。2004年12月28日，中央外宣办主任赵启正正式对外宣布，中国政府三个层次的新闻发布和发言人制度已基本建立，三个层次即国务院新闻办、国务院各部门和省级政府的新闻发布和发言人制度[65]。

显然，设立新闻发言人制度的目的是为了更有效的统一宣传口径；通过新闻发布替中共掩盖迫害人权事实，编造谎言、煽动仇恨；同时封锁不利树立中共“良好”形象的信息。

1）混淆概念，统一口径把中共等同中华

中共驻外使领馆的新闻发言人，长期混淆视听，黑白颠倒，一旦谁批评中国的人权状况、谴责中共的残暴，一概诬之为“反华”。以下仅举2例：

例1：在2001年1月16日，拥有加拿大和中国双重国籍的张昆仑教授在接受加拿大电视台（CTV）访问时说，他于1996年4月持中国护照返回中国大陆教书[66]，99年7月20日以后因为修炼法轮功而被多次逮捕并受到酷刑折磨，包括遭到中国公安人员高压电棒电击。张昆仑说，“一名姓张的警官还声称：“只要你是法轮功，我们可以对你做一切而不必负任何责任。如果你被打死了，我们就告诉外界你是自杀”。张昆仑被迫参加”洗脑”班、写悔过书（放弃修炼的书面保证），并被勒索人民币10,000.00元[67]。两天后，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新闻发言人就张昆仑教授的记者会发表攻击性谈话，诬蔑加拿大政府、非政府组织和民众，以及国际社会对遭受中共人权迫害的张昆仑教授的声援是“掀起新的反华浪潮，破坏中加关系”[68]。

例2：2005年1月28日，中国驻澳大利亚使馆新闻发言人发表谈话，把揭露共产党执政五十六年来如何残害中华民族、摧毁中华文化的大纪元社论《九评共产党》说成是“反华文章”；法轮功修炼者讲真象、揭露中共实行群体灭绝性的信仰大迫害，被中共新闻发言人说成是“反华滋事活动”，并诋毁法轮功为“从事反华政治活动的反动组织”[69]。

2）封锁消息

2003年11月23日，中国司法部根据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改进和加强国内突发事件新闻报道工作的通知》，发布“司法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司法行政系统新闻宣传工作的意见”司发通［2003］135号，要求“各级司法行政机关要严格执行中办、国办关于国内突发事件对外报道的通知”、”要及时主动地向当地党委、政府的宣传部门和司法行政机关的上级新闻宣传部门请示汇报，按照统一部署进行。司法行政系统内发生的突发事件，主要包括重大安全生产事故、司法人权问题、重要押犯情况、'法轮功'…情况等。突发事件发生后，一般不做公开报道”[70]。

2005年6月27日，华北电力大学党委宣传部在发出的《华北电力大学（北京）校内突发事件新闻报道管理暂行办法》通知中规定，包括：1.党委宣传部和新闻发言人接到突发事件报道后，“依据已确定的报道口径和学校领导的指示，立即制定新闻报道方案，密切关注并调控校内外舆论”；2.“新闻通稿需经党委常委会讨论同意或经学校主要领导审批后，方可统一对外发布”；3.未经学校上级主管部门同意，下列校内突发事件不进行公开报道，不接受校外媒体采访，如，涉及外国驻华使领馆、外国驻华人员、外国留学生和港澳台的重大突发事件；涉及民族、宗教、人权、“法轮功”等问题的重大突发事件；突发性“非法”集会、学潮、骚乱和其他群体性事件等[71]。

北京时间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四川省汶川县发生7.8级强烈地震后，中新社全社上下先后在5月12日、13日连续召开4次专题编前会进行部署研究，“连续3次发出报道提示，要求灾区分社切实落实中央有关精神与总社相关部门和其他境内外分社配合”进行报道。“中新社及时转发了两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的消息，转发人民日报、新华社等权威媒体的重要稿件，重要伤亡数据严格按照规定发布、敏感问题慎重把握”[72]。

据中央社记者任纹仪台北2008年6月16日报导，中国四川维权人士黄琦日前（10日）在成都遭官方逮捕，他的母亲蒲文清今天得知，警方是以“非法持有国家机密”的理由逮捕，将被拘留一个月。蒲文清表示，四川地震后，黄琦前往灾区发放救灾物资，“他每天都待在灾区，从来不出来”，但当局却指控他非法持有国家机密，令人觉得不可思议。有媒体称，黄琦是因为报导地震死难学生家长的不满而被捕的[73]。

3）煽动仇恨，推行群体灭绝政策

要人们认同中共迫害法轮功，首先就要挑起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编造谎言诋毁法轮功。如，2001年8月18日，旧金山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驻旧金山总领馆门前，开始为263名被中共迫害致死的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进行“265小时连续和平请愿”，同时呼吁紧急救援目前仍被拘捕而生命垂危的大陆学员[74]。2001年8月27日，中国驻旧金山总领馆新闻发言人发表谈话，对“法轮功”这一举动“表示愤慨”，还反过来造谣说法轮功“至今已在中国国内导致近1700名练习者死亡，使无数家庭破裂，妻离子散”[75]。

2002年7月22日，中国驻美新闻发言人谢锋在新闻发布会上呼吁国际社会共同“谴责”、“制止”、“铲除”法轮功[76]。

4）营造有利中共的国际舆论环境

2004年3月30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题为《2003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的白皮书。其中内容提到“全国各级人民政府逐步建立健全新闻发言人制度，使公民享有了更多的知情权、监督权和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77]。而事实上，在中共严厉的新闻管制下，89年六四惨案真象、迫害法轮功的真象从未见诸于中国大陆的任何媒体的报道。一个独裁政权在其体系中要建立健全新闻发言人制度，只能是为了加强言禁。自1991年以来，“国务院新闻办第八次就中国的人权状况发表白皮书”[78]，为中共树立“良好”形象，洗脱迫害人权的罪名。

2005年3月30日，据新华网报道，赵启正在接受《人民日报》海外版的记者采访时说“每月，境内境外的主流媒体总能从国务院新闻办接到数封邀请函，他们关心的所有问题诸如台湾问题、宏观调控等，几乎都涵盖在这些新闻发布会中[79]。赵启正答中国网记者问时谈到“美联社驻京首席记者告诉我，国新办新闻发布会的内容都是他们的报道重点”[80]。

2005年8月26日，据中国广州网报道，“近年，党和国家十分重视对外宣传在对外开放、国际斗争、外交斗争中的作用，仅中央一级外宣报（报纸）、刊（期刊）、台（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社（通讯社）等每年均要耗资数十亿元。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也纷纷投入人力、物力、财力，强化对外宣传”[81]。

中共六家主要外宣媒体有新华社、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的中文国际频道（CCTV4）、中央电视台英语国际频道(CCTV9)、中国新闻社（简称中新社）、人民日报海外版。据称“中央级媒体新闻网站的影响力迅速上升，已经成为对外宣传的一支重要力量”[82]。而“新华社的新闻消息早已被联合国列为主要参考资料之一”[83]。

中共通过这十几年的“韬光养晦”[11]，不知不觉中已在人们的眼皮底下内内外外织起了一张硕大无朋的“网”，中共意识形态正通过这张“网”在不断的向外扩张渗透。

截止2002年底，新华社对外供稿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境外用户共有5,000家，其中包括如：美国的《今日美国报》、《科学》杂志，法国的《费加罗报》、《巴黎竞赛画报》，英国的BBC、《每日电讯报》，埃及的《金字塔报》等主流媒体[82]。

2007年，新华社新闻信息产品拓展到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有效用户增至14,500多家；并使用中、英、法、西、印尼文5种语言向海外用户提供专版服务，月均120版，落地稿件3,000多条[84]。

新华社声称，“境外媒体日均采用新华社文字和图片新闻约1,000条次”；“美联社、法新社和路透社从中国发出的报道中，一半左右是转发新华社的报道或以新华社的报道为基础的，境外的大多数华文报纸都是新华社的用户”；“新华社的报道也是外国驻华机构和境外媒体驻华记者的“重要消息来源”[82]。

新华社新闻研究所所长唐润华表示，“近年来，为了提高对外宣传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新华社确立了以中国新闻作为对外报道突破口的战略。2004年，英文对外报道的采用率为72%，其中中国新闻稿件的采用率为79%”[85]。

200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议再次强调新华社是“对外宣传的主渠道”。为增强影响国际舆论能力，新华社副总编刘江提出“将中国新闻作为改进对外报道的突破口，将亚太地区确立为与西方大通讯社竞争的主战场。在“新闻舆论的引导”方面，刘江认为“时效是形成舆论引导力的重要元素”，并称“2007年，新华社国际新闻时效超过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西方3大通讯社或首发稿件近200条，超过其中两家的220多条”[86]。

中国新闻社（中新社）是港澳台及境外华文媒体的主要消息来源[80]。中新社称与海外华文媒体有55年的直接供稿联系，中新社在国家大力支持下，将在中国外宣格局中发挥更大积极作用，并继续在海外华文媒体中发挥主导作用[87]。该社每天向300家海外华文媒体提供文字、图片通稿，与40家海外华文传播签约──中新专稿，对20余家海外华文传媒年供──8000个海外版面[88]。

中新社旗下的中国新闻社海外中心，是向海外华文媒体提供新闻供版服务的专业机构，据该社介绍，自1996年成立以来，始终发挥着“外宣的工作实效”的“强大功能”。在2002年底，中新社海外中心开始提供原创评论和新闻专电以供各报刊登，特别是在其时事评论专栏，海外中心自组评论员队伍在过去五年每天坚持一篇，迄今已发表1460篇。这些评论除在纽约和洛杉矶的华文报纸全部采用，还在圣保罗、巴黎、温哥华等地被选用[89]。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英文缩写CRI）节目覆盖全球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使用43种方言向全世界广播，截至2006年底，每天累计播出节目1100多个小时，节目覆盖全球。在世界重要国家和地区建有30个驻外记者站[91]，与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电台有互转或租机业务关系。此外，还与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电台、电视台建立了传送和寄送节目的合作关系[92]。

CCTV-9）覆盖全球98%的陆地和海洋

中央电视台英语频道CCTV-9是中国第一个以外国主流社会观众为主要对象的电视频道。自2000年9月25日开播，经5年后已成为国家级对外宣传全英语24小时播出的国际频道[93]。CCTV-9播出信号经数字压缩后，通过泛美8、9、10号和亚洲2号、3S卫星传输，覆盖亚洲、澳洲、非洲、美洲、欧洲、西太平洋、中东等全球98%的陆地和海洋，然后再通过各种合作方式全部或部分进入有关国家城市的有线电视网和开路播出电视频道[92]。例如，CCTV-9通过新闻集团（NewsCorp.）旗下的福克斯有线网以及时代华纳旗下的有线电视网络在美国播出[80]。

CCTV-4）基本实现全球覆盖

中国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CCTV-4）的主要对象是以海外华人、华侨和港、澳、台华侨。全天24小时播出，以新闻类节目为主。播出信号采用数字压缩技术，通过多颗国际通讯卫星传输，基本实现了卫星传输信号的全球覆盖和重点地区的卫星直播信号覆盖[94]。

80多个国家和地区

人民日报海外版是中共中央机关报[95]，中共对外宣传的五大主体媒体之一[96]。对象是中国在各国包括留学生和访问学者的海外华人、华侨、港澳台同胞等。除在中国大陆境内印刷外，还远程传版到纽约、旧金山、洛杉矶、东京、巴黎、多伦多、悉尼、雅加达、泗水等地制版印刷，发行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78]。

150多个国家和地区

《中国日报》是中国第一份全国性英文报纸。主要对象是境内的外国读者，如，各国驻华使（领）馆、外国驻华商业机构和新闻机构、来华工作的外国专家和来华旅游的外国人。在境外的主要对象是各国官员、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学者、商贸机构和大学图书馆等。在纽约、伦敦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分别出版北美版、欧洲版及香港版。发行范围覆盖全世界150多个国家和地区[97]。

中央级媒体新闻网20%的访问量来自境外

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日报、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和中央电视台这6家新闻网站已实现多种语言发布新闻，据2004年统计，目前中国大陆主要的中央新闻网站10%的访问量来自境外[80]。

2007年，中央重点新闻网站互联网接入总带宽达到7801兆，提供新闻频道930个，新闻专题13,817个。受众遍布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每天1个多亿的页面浏览量中，来自境外的访问接近20％。其中，“中国网”拥有9种外文语种和11个文版，成为中共对外宣传的一个重要窗口[98]；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国际在线”以42种语言、48种语音上网。据不完全统计，世界范围内链接“国际在线”各语种网站首页的网站数量已经达到近15,000个[91]。

中共在推动喉舌媒体对外宣传的同时，为控制中国大陆境内的外国记者的采访报道内容在中共对外宣传的范围之内，早在1990年1月19日，中国国务院就发布实施第47号令“外国记者和外国常驻新闻机构管理条例”。其中规定：“外国记者采访中国的政府部门或者其他单位”、“开放地区”和“非开放地区”，“应当事先征得有关外事部门、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同意”，“违者由中国公安机关视情节予以处罚”[99]。同时，中央外宣办相应设立了“为外国记者在中国采访提供服务”的一局（新闻局）[18]。从以下例子人们可以看到中共是如何为外国记者的采访“提供服务”的：

“严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简称SARS）在2002年11月在广东出现后，由于中共隐瞒疫情，丧失了防制先机，在2003年3月透过香港传染到世界各国[100]。同年4月6日，国际劳工组织官员派克・阿罗因SARS在北京去世。而在此3天前，中国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还强调：“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在中国工作、生活，包括旅游，都是安全的”[101]。4月8日，任职于中国大陆301军医院的蒋彦永医师，通过美国《时代》杂志（TIME）揭开了北京中央卫生部掩盖SARS真相、欺骗公众及国际社会的事实[102]。第二天，蒋彦永成为全球媒体追逐的焦点，家里的3部电话被美联社、德新社、法新社等要求采访的媒体打爆。当晚，301医院有关官员找到蒋彦永，提醒他“作为一个军人应该遵守的纪律，不要擅自接受境外媒体采访”[103]。

4月10日WHO（世界卫生组织）公开批评北京的疫情报告系统：“北京只有少数医院每日汇报SARS病例，接触跟踪体系存在问题，无法系统执行。这将导致疾病的扩散”[104]。

5月7日，获知卫生部、世界卫生组织防治SARS联合工作组将在5月中旬来河北考察的3名美国《时代周刊》（TIME）记者到河北省廊坊市固安县官村镇采访农民并拍摄照片，廊坊市外宣局得知后立即赶到廊坊市，外宣局的官员以没“办手续”的理由，“谢绝了他们的采访”。5月8日上午，又有两名《瑞士时报》记者从北京直达保定涿州市农村采访，涿州市外事部门得知后，跟随了他们两个多小时，并终止了他们的采访活动[105]。

5月21日，收到有关“外国记者违规到河北采访报告”的河北省委书记白克明，在与中央外宣办主任赵启正通电话时谈到，“可以适当放宽外国记者到河北，视条件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河北防治非典的情况”。中央外宣办把通话情况告知了河北省委宣传部。据河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政府新闻办公室主任相金科[106]说，“在中央外宣办一局的直接支持下，迅即制定了邀请外国记者到我省采访非典防治情况的《实施方案》，中央外宣办帮我们邀请了美国《美联环球电视新闻》、英国路透社、法国法新社、日本《朝日新闻》等几家世界上影响力较大的外国媒体。…还安排了新华社、中国新闻社、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等国内媒体记者随行采访，拍摄一些资料以备用”。采访地点被安排在保定，因为“5月中旬，卫生部和世界卫生组织非典防治联合工作组在保定考察，有较好的接待基础”[105]。

5月27日中午，河北省委书记白克明对采访材料的准备、如何回答记者提问等事项明确批示：“务必做好回答各种问题、包括带有不友好性质问题的准备…回答问题时，要沉住气”。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张群生召集参与具体工作的官员，研究落实白克明批示精神。5月28日上午，由中央外宣办一局郭卫民副局长带队采访非典防治情况的中外记者团抵达保定。据称在“记者进省时，在高速路口只有省市外宣局的领导引路”，在“周密谋划，精心实施”下，“记者提问不设框框，可以到处转转，自由采访；…这些都赢得了外国记者和中央新闻媒体的好感”，“许多媒体都进行了较为充分的报道”。

对于这次采访安排，河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政府新闻办公室主任相金科深有体会：“邀请外国记者采访是一件政治性和政策性都很强的工作”，“从始至终，省委书记白克明是这次采访活动的总策划总指挥，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张群生指导具体实施”，“只要我们把握舆论引导的最佳时机”，“积极探索，巧用外力，在观念、方法、手段、形式和机制等方面不断有新的突破，我们的对外宣传工作就有着无限广阔的天地”[105]。

类似这种借用外国媒体对外宣传的手法中共屡用不鲜。2005年1月，中共再炒“天安门自焚”伪案。“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安排下，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新社、香港文汇报、美联社和CNN等中外媒体联合组成的采访团，于18日在郑州监狱采访“自焚”案的“幸存者”[107]。随后，1月21日美联社发表了一篇采访“自焚幸存者”的报导，借被访者之口，大量重复中共对法轮功的诋毁性言词和谎言，此篇报导被多家海外媒体转载[108]。

事发当年，中共公安部消息人士曾表示，“（2001年1月23日）除夕当天自焚案发后，现场公安人员在天安门广场扣留六、七名分别来自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络）、美联社及法新社的驻京记者，没收他们的录影带及底片，并要求他们签署一张承认进行非法采访和保证下不为例的文件，然后释放”[109]。四年后，经中共特意安排下的采访，美联社的待遇和表现截然不同。

2008年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奥运会组委会主席兼党组书记刘淇就北京奥运会的外宣工作，要求“各级党委政府都要高度重视，各级领导干部都要学会与境外媒体打交道”，“要充分发挥奥运新闻中心和奥运非注册记者新闻中心的作用，通过召开新闻发布会、举办专题展览和组织境外记者集体采访等形式”加大宣传力度。“切实做好境外记者在华采访的服务和管理工作，加强采访线工程建设，精心设计采访线路，制定周密的接访计划和各种预案…主动设置采访议题，精心安排采访活动，主动提供报道素材，提高与境外媒体打交道的能力。”[110]。

著名西方汉学家比利时人西蒙莱斯（真名是利克曼）[111]在他所著的《中国阴影》中有这样一段的论述：“在中国，你看到的永远是中国官僚们布置好让你看到的，从你进入中国的那一刻起，你就像进入了一个高效率的“骗局”，你的旅行日程被安排得紧凑严密，几个星期下来，你感到非常紧张丰富，然后就该回去了。而且一定是带着丰富美好的印象回去。于是，一批批的西方记者被请进来，热情款待、紧张旅行，饱餐了各种中国菜与中国谎言之后，又被送出来，他们在中国看到同样的东西，回去又说同样的话，既无真实又无新意，这样，那些记者又何尝要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何不坐在办公室向壁虚构一番，反正都是谎言！”（Chinese Shadows.By SimonLeys, NewYork：Viking Press，P1-2.）

广播

2003年9月，中国广播影视集团党组成员，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台长、分党组书记李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文革’当中，我们的国际广播(90年代以前称“Radio Peking”)输出革命，当时听众来信最多的是越南、老挝、柬埔寨、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那时他们都在革命，他们天天听我们的广播以指导他们的革命，我们的播音员都在他们国家成为明星了”。

李丹认为，“国际广播(电台)的最大优势在于在任何情况下都能逾越消除疆界障碍进行传播…譬如说出现了战时状态，双方肯定要采取措施，不让对方的信息传入自己控制的范围，这就是所谓的封锁消息。在这种情况下，电视需要有线或卫星小耳朵才能落地；平面媒体不能指望发行了，除非通过飞机空投；至于互联网，它完全可以在技术上被屏蔽。然而，广播却阻挡不住，即使进行干扰，它也可以调整频率，具有强大的机动灵活性和广阔的活动空间”[112]。

1974年9月，根据中加两国双方文化交流的协议，李丹被国际广播电台派到加拿大学习，他说“对西方新闻学有了较全面的了解，做了剖析研究，从那时起我开始学习研究我们的新闻理论和实践，结合我们的工作，把宣传新闻化”。

1984年，李丹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做访问学者。据称是由美国斯坦福大学“专业新闻工作者项目”部门出高额奖学金，国家派出，算自费公派。李丹对记者说“一年后，因为要研究了解美国国会，我转到了华盛顿的美利坚大学新闻学院。…我主要的精力、时间花在了去国会实习采访，对国会的内部情况、内部渠道、公开制度、国会与新闻界二者关系等问题都有了较深的了解。”，“我觉得这两年深入到美国社会细胞中去了，深刻了解了美国社会和人际关系。[113]” “1986年我从国外回来，主要考虑如何通过新闻方式实现我们的对外宣传意图”[114]。

影视

2004年4月15日，中共天津市委对外宣传小组办公室（市府新闻办）“就加大对外宣传力度”，制定了实施细则。其中包括“整合全市外宣资源，建立外宣、外事、外经贸、旅游、文化、对台、侨务等部门联动工作机制，形成整体外宣格局。使外宣工作的重点与招商引资的方向相一致，与可能带来的资金、技术、人才相一致”，“以欧美、东北亚、港澳台为主攻方向”，“充分利用与世界知名媒体美国有线新闻网（CNN）建立的供片渠道，加强选题策划，进一步提高供片数量和质量”等[115]。

2005年2月2日，中国国家广电总局公布并下发《2005年广播影视宣传工作要点》，其中包括要“改进对外宣传报道的方式、方法、手段，充分考虑境外受众的需求和习惯…大力实施广播影视对外宣传“走出去”工程，抓好境外落地工作，促进广播影视国际交流与合作”[116]。同年7月13日，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田进[117]在全国广播影视对外工作会议上强调“加强广播影视对外工作是反西化、反分化、反渗透，维护国家安全，守好舆论阵地的迫切要求…广播影视对外工作作为党对外宣传文化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的全局性、战略性的工作”[62]。

2008年1月2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党组书记兼局长王太华[118]在全国广播影视局长会议上说:“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广播影视系统的首要政治任务，就是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贯穿到各项工作中…加快走出去步伐…坚持与外交、外援、外宣紧密结合…进一步扩大重点国家、周边国家和地区有效覆盖…积极探索实施本土化战略，…切实增强对外宣传的针对性、有效性”[119]。

书刊

中国外文局是中共中央所属、直属中央外宣办（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副部级单位，据称是“主要承担党和国家书、刊、网对外宣传任务的新闻出版机构，中国外文局已有50余年的历史”[120]。

中央外宣办副主任兼中国外文局局长、党组书记的杨正泉[121]称“50年来外文局出版发行书刊近11亿册，发行到世界180多个国家和地区，为向世界介绍新生的人民共和国…作出了贡献”[122]。1994年，中国外文局还专门创办了“以探讨外宣理论和促进外宣业务交流为己任”，“研究传播中国的技巧，探索全球传播的途径”的外宣刊物《对外大传播》，其读者对象是“中国涉外媒体从业人员、中央和各区县级涉外领域的工作人员，中央各大部委涉外工作者，各大院校对外大传播专业的师生，国家涉外工作者”[123]。

杨正泉说“搞好书刊外宣是外文局的中心任务。书刊是外宣的主要手段之一”，“致力于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创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维护国家的利益和安全，是我们外宣的根本目的”[122]。

2004年10月，中国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于永湛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实施中国出版走向世界的战略，“是一项紧迫的政治任务…对于不发达国家和地区，对于政治性强的外宣出版物，可以更多地使用非贸易方式；对于发达国家和一般出版物，可以更多地采取贸易手段…版权转让和合作出版应当是中国出版走向世界的基本方式[124]”。

2005年7月下旬，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与新闻出版总署联合发布《“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实施办法》的通知，通知称，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对购买或获赠国内出版机构版权的国外出版机构进行翻译费资助[125]。8月30日，国务院新闻办三局副局长吴伟在北京举办的“2005北京国际出版论坛” 发言中说“在资助法国出版社出版中国图书获得成功的基础上，适时地推出了“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the Program to Popularize Chinese Books Abroad――简称PPCBA计划）”。其主要内容是“通过资助翻译费的形式，鼓励外国出版商和出版机构出版发行关于中国的图书[126]。据中国官方的媒体报道，“至2004年下半年，我国政府已与美国、英国、法国、新加坡、日本、澳大利亚六个国家9家知名出版机构签署了资助约200万元人民币、出版110余种中国图书的协议”[125]。

文化

1999年9月1日，中央外宣办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举办的99巴黎・中国文化周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草坪广场上开幕。据中共官方媒体称“这次活动的主要策划者之一，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对文化周的效果也非常满意…赵启正还回答了法国听众提出的关于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和市场建设、海峡两岸统一、中国文字改革、中国新闻出版现状、中法经济文化交往、三峡水利工程建设、取缔“法轮功”组织等问题”[127]。

2000年8月24日至9月17日，由中央外宣办策划组织的中国对外宣传行动――“中华文化美国行”在美国全面展开，内容包括展览、文艺演出、主题讲演3部分。在持续近1个月的活动中，中国的文化团体访问了美国9个主要城市。中国官方媒体称，“此举也是我国第一次运用公共关系手法进行对外宣传的成功尝试”[128]。
2003年10月28日，中央电视台和法国华侨华人会在巴黎联合举办《手拉手》大型综艺晚会，法国华侨华人会主席林加者在演出前致词时表示，对能直接参与中国文化年活动感到振奋，他称赞中央电视台是“旅法华人华侨的精神食粮”[129]。

2003年10月，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郭可[130]在其发表的论文中谈到：“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1999年还花费500万美元的巨资在美国主要大城市开展形式多样的人际传播活动，取得了较好的传播效果”[131]。

2004年5月13日，中央外宣办主任赵启正在清华大学的演讲中提出“我国的全球传播要贴近外国受众的文化背景和需求，要多种渠道并行：新闻发布会；报刊、书籍；广播、电视；互联网；文化交流及全民外宣”。赵启正在谈到“文化交流”时说“文化是谁也不能拒绝的，我们一定要加强文化交流”[29]。

2005年10月26日，外国专家局编辑陈伟源在“‘中法文化年’带给我们什么？”一文中说道“中法文化年的举办也给我们的外宣工作一个重要启示：外宣从文化着手，其造成的影响是广泛而持久的，而且对方是喜闻乐见的…文化是一种“软国力”，而文化外交则是国家意志的柔性传播。与经济、政治外交相比，文化外交可谓“润物细无声”，但其潜移默化的渗透，力量不可小觑”[132]。

批评中共高举人权招牌

在中共武装暴力夺取政权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大陆的“人权问题成为一个理论禁区，人们对‘人权’二字讳莫如深”。四川人民出版社编审汪弥（?）说“将人权看成是资本主义专利传统观念，束缚着我国对联合国系统人权领域活动的积极参与，不利于应对西方的人权攻势…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苏联东欧的垮台和冷战的结束，西方世界很快把人权攻势的矛头集中地指向中国。面对西方国家咄咄逼人的对华人权攻势，江泽民等中央领导，明确提出要开展人权问题的研究，对此作出回应和反击”[133]。

2004年3月15日，中央外宣办七局局长董云虎[18]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中说“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东欧发生剧变，国际敌对势力加紧利用‘人权’发动反华攻势。为打退国际敌对势力的人权攻势，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总结当代中国和世界人权发展的实践，对人权问题进行再认识，首先从对外斗争的角度提出并明确回答了社会主义中国要不要举人权旗帜的问题。1989年，江泽民等中央领导明确提出，‘要说明我们的民主是最广泛的人民民主，说明社会主义中国最尊重人权’…此后，人权成为中国对外宣传的一个重要主题”[134]。

1990年10月，由当时任教于中央党校的董云虎、刘武萍编著的《世界人权约法总览》（以下简称《总览》正式出版。董云虎称这部书稿缘起于“承担中央根据对外斗争需要布置的一个人权研究课题”[133]。

外交部负责人权事务的国际司副司长王学贤说：“今年（1991年）1至3月，我在日内瓦参加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会议。这本书给我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斗争武器。…给我们从事外交斗争，特别是国际人权领域的斗争，提供了犀利的武器”。

中央电视台在1991年3月21日“新闻联播”和“晚间新闻”中两次播出新闻，称：“这本书从理论上全面系统地划清了马克思主义人权观与资产阶级人权观的根本界限，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论述了人权观念的历史发展”[133]。

曾参与《总览》出版的责任编辑汪弥（?）称，“1991年11月1日，中央外宣办(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中国第一个人权白皮书《中国的人权状况》…在全世界面前理直气壮地举起了人权旗帜”，“董云虎参加了该白皮书的起草，成为该白皮书的主要执笔人之一。同年，他（原是讲师）被中央党校破格晋升为副教授，3年后，他被破格晋升为中央党校教授[133]，1995年10月升为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人权研究室主任，1997年6月升为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七局局长，并兼任中国人权研究会副会长和秘书长[135]。

1997年10月，中国政府签署了《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1998年10月5日，常驻联合国代表秦华孙大使在联合国总部代表中共政府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36]，九个月之后，中共对修炼法轮功的民众展开了大规模的镇压。

1997年1月1日，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的“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开通，成为中共对外新闻报道的一个重要综合平台[137]。同年5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下达了《利用国际互联网络开展对外新闻宣传的注意事项》（国新办发文[1997]1号），文件规定：“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对利用国际互联网络开展对外新闻宣传实行归口管理，统筹协调新闻宣传进入国际互联网络（以下简称“入网”）”，“新闻宣传单位入网须提出申请，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审批”，“各新闻宣传单位利用国际互联网络对外新闻宣传的内容，需在中央对外宣传信息平台统一入网，不得自行通过其他途径入网，更不得自行在国外入网”[138]。

2000年5月9日，中宣部、中央外宣办下发了《国际互联网新闻宣传事业发展纲要(2000-2002年)》，这一文件提出了互联网新闻宣传事业建设的指导原则和奋斗目标，并确定了首批重点新闻宣传网站：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和中国日报(China Daily)[124]；并以此为骨干，与“中央各新闻宣传网站、中央与地方新闻宣传网站以及驻外使领馆之间互联互通”、构成“密切协作的国际互联网新闻宣传体系”，中国国际互联网新闻宣传体系的搜索引擎，只为国内外访问者寻找经外宣办批准上网的新闻宣传单位域名、信息内容提供分类索引和导航服务。由“中国网、国际在线和中国日报网站重点承担对外宣传任务”[139]。

2000年5月10日，在由清华大学国际传播中心主办的“网络时代的新闻传播”研讨会上，中国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正称：“中国进入每个时代都迟到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但这次进入网络时代却没有迟到，几乎是和美国欧洲同步，而且我们每一年网络的用户都以200%到400%的速度增长”[140]。

自2002年3月25日始，中央外宣办（国务院新闻办）在(几乎所有)对外使馆网站的反法轮功“专栏”都登载了所谓的“‘法轮功’备忘录”，捏造事实诋毁法轮功，向中国大陆以外的民众进行煽动仇恨的”洗脑”宣传[141]。

2003年11月14日，据中央外宣办(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五局[18]调研员黄凤武向外公布的信息[142]:

中国日报网站：“发稿量从2000年7月的日均200条(幅)增加到2001年的日均800多条(幅)”，“中国日报网站不仅在自己的网站上发布信息，而且还和路透社、英国金融时报、道琼斯、DATATIMES、香港资讯行、亚洲信息、亚洲新闻网等近十家媒体或机构签定了供稿协议，借助他们在全球的影响力和发布、推广渠道，每日转发我们的信息，达到了‘借船出海’的目的。””越来越多的海外人士已经把中国日报网站作为了解有关中国新闻及资讯的一个重要渠道。”

新华网：2001年，“在学习江泽民总书记‘三个代表’重要论述、揭批法轮功…等宣传报道中，新华网与新华社国内部、摄影部等主要业务部门共同组织，报道力度大，发稿量多，在海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许多稿件不仅被国内网络媒体大量转载，而且被海外中文媒体和西文主流媒体采用，起到很好的宣传效果。”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网站：2001年，“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网站根据自身特点明确了面向海外、兼顾国内的定位，以中文网和英文网同时作为门面网站，另外还开设了7个外语频道，在向海外报道中国‘两会’盛况、揭批法轮功…等新闻事件中发挥的重大作用”[142]。

2003年，新华通讯社副总编辑，高级记者夏林在《中国传媒报告》2003年第1期发表的文章中说“国家计委为五大重点新闻宣传网站基本建设先期投入的7500万元经费，财政部又对中国主流媒体五大重点新闻宣传网站给予了一定规模的年度运用资金，在信息产业部支持下，中央外宣办代表中央七家新闻网站与中国电信签署了线路费优惠50%的合作协议。在扩大对外传输上，按照统一规划原则，中国主流媒体五大重点新闻宣传网站与美国Genuity（杰纽特）公司签约，在美建立了带宽100M的镜像网站。网站开通后，境外访问量提高了2至3倍”[143]。

大量资料显示，中共对外宣传渗透的战略意图是非常清晰的，被中共选中的宣传”洗脑”重点是对象国的主流社会中上层人士，包括政界人士、工商界人士、新闻界、学者及海外华人“因为他们或是掌握着国家的政治权力，或是操纵着国家的经济命脉，或是影响着国家的思想舆论”[35]。

中国共产党全面破坏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对中国人民强行灌输共产主义思想，已创下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精神迫害。本报告旨在提请国际社会关注，由于中共对人民犯下的罪行主要是在其统治的国家内部进行，中共在其国内对所有的信息实施全面控制，对外实施全面封锁，中国国内、外的社会都很难了解事实真象。当中共以文化、新闻形式把具有中国特色的共产主义谬论包装后，再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向全球灌输时，接受者往往浑然不觉。中共意识形态输出所到之处无不伴随着人性的堕落与道德腐败。在中共“洗脑”宣传作用下，在中共利益诱惑面前，人们对物质的欲望不断膨胀的同时，也逐渐丧失了辨别是非和主持正义的能力。长此下去，社会不会有公正，人间不会有正义。中国式的共产主义对人类的道德文明、和平进步的祸害，在世界各地已经并且将继续被历史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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